搂定宝塔山

　　【中国故事】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

　　30年前，1991年秋冬之交，为给6集电视文化片《长青的五月》撰写解说词，我和摄制组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西安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延安时期老文艺家和他们的家人。其中有30多位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场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延安文艺运动，我们因人而异提了数以百计的问题，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而给每一位被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共同的：  

　　“当年，您是怎样去的延安？”

　　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侵略者在撒播炸弹，独裁者在作务贫困，老百姓在浇灌血泪。然而这片苦难的土地收获的却是觉醒，却是奋起，却是对光明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向往，和切实的献身纾难的追求。

　　1935年金秋，工农红军的镰刀斧头旗帜由南而北在中国的腹地画出一个力的弧度，最后插在了延河岸边的宝塔山上，无数渴望光明的心便朝着那个聚光点飞去。几年中，三四万名青年，包括上千名文艺青年，如浪如潮涌进了陕北如旋如律的峰峦沟壑。蹬皮鞋的、着布履的、穿军靴的、系草履的脚，年轻的脚，在苍凉萧索的黄土地上踏下富有弹性的印痕，扬起像安塞腰鼓队那样的烟尘。这足迹从多难的祖国四面八方向延安宝塔聚集，六七年后，又从延安宝塔向解放了的中国四面八方辐射。

　　这七八年，何其短暂的历史瞬间。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代青年获得了崭新的自我。

　　“延安，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革命的京城，它是流通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哪一颗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作为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这是老延安、散文家吴伯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从笔底淌出的心曲。早年写过《夜歌》《画梦录》的诗人何其芳，也许说得更为简洁：“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

　　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们很少的几位，只能描绘他们最初的几步。

　　李伯钊比红军长征还多走一年

　　病倒后医生开的药方是“稀饭两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79年前的5月23日，阳光西斜时分，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种新鲜的思想所活跃、所启动的青春面容，依然一个个清晰可辨。

　　坐在毛泽东、朱德左边的女战士叫李伯钊，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四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

　　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3万里河山。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

　　1926年，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入党，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员。和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相比，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戈丽。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她与杨尚昆相爱、结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丽。

　　一年学成回国，来到江西苏区，参与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被《红色中华报》誉为“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刘月华一道，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报“告饶”，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以免干扰工作”和“浪费油电”。

　　长征路上，李伯钊除了承担上级分配的各种工作，一直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组建宣传队，创作、演出节目，穿梭往来于各部队。和陆定一合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和《打骑兵舞》《红军舞》广泛流传，成为反映革命历史的重要艺术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