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乐黛云：塑造灵魂是最重要的工作

　　◎唐山

　　“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越是有经历有智慧，人生感悟越是朴素。”在《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乐黛云先生这样写道。

　　所谓命，与生俱来；所谓运，充满偶然；所谓德，就是道德；所谓知，意味着对知识和智慧的探求；所谓行，则意味着现实人生中的取舍与选择。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乐黛云先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90年。这90年，不惟是个体命运的升沉起伏，也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性面前的辗转反侧，由此淬炼成乐黛云先生“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洪子诚先生语)。可凝聚在这本回忆录中，却又如此平淡从容、波澜不惊。

　　在《我所认识的乐黛云》中，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她却偏偏又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板凳冷，一待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

　　《庄子·天下》中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这也许是对乐黛云先生品格的最好概括。

　　值此《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出版之际，本报特专访了乐黛云先生。

　　我从没有过学科建设蓝图

　　北青艺评：您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怎样的机缘，让您当时走向这一学术方向？

　　乐黛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从小受的教育，让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天生就在一起，以后上学、教书，很自然地就走进这一领域，并没刻意地去做什么。我也从没追求过什么框架、什么理论。

　　中外小说在写法、人生态度、想通过小说做什么等等方面，都不太一样，看到两者的差别，自然就想去对比，每个人都会有比较的视角。

　　我喜欢庄子，喜欢自然而然，不刻意追求。很多人问我当时的学科建设的蓝图是什么，我真没有过。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就做了，没什么计划。

　　当时我在大学，讲的是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书院，讲的是传统文化。我做比较文学，就是这么来的。

　　我是学文学专业的，从小到大，看西洋小说比较多，在我做人上，这些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但我觉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应该一起讲。在讲西方小说时，常常会想，中国古典文学在遇到这个问题时，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比如爱情，东西方文学都有，但《牡丹亭》《红楼梦》的讲述方式、激烈程度、要求等，和西方文学完全不同。我搞比较文学，喜欢研究这种具体方式的异同。

　　还没下决心写另一本回忆录

　　北青艺评：提到这本回忆录《九十年沧桑》，您说真话不一定全讲，但假话、傻话一定不讲，傻话指的是什么？

　　乐黛云：是的，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谎话一定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则。

　　至于傻话，就是没想得很成熟、很透彻的那些话。自我反省一下，这辈子的相关遗憾太多了，有些事做得不对，也做了，有些话说得不对，可能也说了。究竟有哪些，我现在也想不太起来了。

　　这可能与我的性格也有一点关系，话到嘴边，如果多想想再说，可能更好，但当时就是冲口而出。从小到大，我一直如此，是个很随便的人。想起什么，马上就去做，没什么计划，做完后有时也会感到后悔。

　　在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我更自在一些，当时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包括我的老师王瑶先生，都非常宽容，就算我讲错了，也只是一笑置之。那时师生间比较坦荡，没什么顾虑。现在如何，我不知道，我教书到70多岁，已经退休很久了。

　　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现在还有一些昔日的学生来，两三个来，能聊得比较深入，人太多，就聊不起来了。

　　北青艺评：您说将来还会写一本负面经验的回忆录，已经开始写了吗？

　　乐黛云：没有，那只是随口一说，会不会写，能否写出来，现在不敢说。

　　关于正面的、阳光的、青春的经验，现在已经有很多书，可遭遇过什么挫折、受过什么委屈、办过什么错事，这方面的书出得比较少，但深入反思过去，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写这样的书，可能会触碰到一些人，此外对自己也是考验，毕竟很多事不想再回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想写而已。

　　推广中国文化，总是一件好事

　　北青艺评：在您的一生中，遭遇过许多波折，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对您产生过消极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