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与整体(看·世界遗产)
本报记者 齐 欣
随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即将发布，涉及8省市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也进入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在南北跨越10个纬度的大地上，不仅出现了更多的运河景观；而且各个地区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文化遗产价值的整体阐释方法，提供了经验。
更多类型遗存凸显
2021年的春天似乎放慢了脚步。隔河看柳之时，我去了天津南运河边；清明时节抵达江浙交界，去看还不为人熟识却又“运”意萌动的河边古镇。四月回到京城，春花似乎还在与沙尘纠缠，尚未到奔放尽兴的那一刻。
关注大运河的人对季节的变化尤为敏感。至少在公元十五至十九世纪中叶，来自江南地区的船队此时已准备向淮安集结，待到北方雨水充盈，就会跨过黄河，进入每年忙碌的漕运季。
天津是南运河与北运河的漕运节点，南北相加的遗产区有71公里。去看北运河要走国道G103，去看南运河要走G104，唯独中间部分我很少进入。我在那里度过一段少年时光，位置就介于南头窑向西至杨庄子一线。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回到故乡，我既愿看到繁华又想它保持原样——而看到的一切，相当接近于内心的企望。
故乡已经大变。在当地居民的引领下，只有先找到文物地标吕祖堂，才能辨识过往。予我启蒙的佟楼小学已不复存在。但弯弯曲曲的河依然在流淌，两侧多了以运河命名的道路、绿化带和醒目庄重的文物标识。这种凸显的运河景观，令我有了反复与人诉说的惊讶：小时候每天跨过的河道，就是世界遗产！我生长居住的地方，原来离大运河那么近！
在天津的感受过程，帮助了我更准确理解遗产地居民的心境与愿望，也有助于人们去体验文化遗产价值的第“VI”项标准：大运河为何也能被称作“母亲河”？这种绵延3000公里的共同情感，也带来对正在建设中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畅想：会收门票吗？显然不会，因为到处都是活态的公共空间；那公园需要围栏隔断吗？公园的大门应该设在哪个位置？嘿！这些倒颇能考验建设者的智慧。
河边的一个现象也引起我的注意。1898年，芥园水厂在这里建成并从运河取水。近年来人们拆掉了滤水池，将100年前的池壁留下一段放在河边，作为特殊的历史展示。那蓄水池所用的红砖都取自南运河河泥，烧制得坚固异常。池壁厚达一米。破拆时用电钻一刀一刀割开。成百的切面细腻平滑，使人有了欣赏雕刻作品般的艺术感受和对工程的赞叹。水厂建筑及其局部并不属于大运河文化遗产范畴，但文化公园大大扩充了范围，为漕运结束后仍与“运”相关的工业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甚至农业和水利遗产留出了空间。
沿线村镇叫响“运河”品牌
离开天津，我掉头向南。
高铁动车与津浦铁路旧线、高速公路、国道G104线伴随在大运河两侧，在华北平原上如瀑布般向南展开。想象着漕运的景象，我一路都在记录春天北上的消息。独流减河与马厂减河间树木还未完全吐绿，局部返青的田垄在黄褐的大地上非常显眼。待到吴桥、德州一线，绿色明显增多。雨季不算真正到来，汇入河中的溪流还不饱满；但是河畔活跃着春天的气息，甚至夕阳西下时分的田野，也因退净冬日的单调枯燥，蕴含丰收的憧憬，让人的心境平添愉悦轻快。
跨过黄河，大地已被绿色覆盖。
我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模仿。车厢内眺望窗外或举手拍照的人很多，但可能只有我是在记录田野中黄绿比例和变化——不了解北方对于大地滋润的祈盼，就难以理解南方为何今天可以处处看到“运”的景观；更难以心生亲近。于是，有意识地选择相隔遥远、各具特点的南北“公园”，互为起点和终点，共同阐释大运河的某一特定价值，就成了一项饶有兴趣的实验。
进入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阻滞的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热情一下子在各地迸发出来。清明，我抵达苏浙交界，避开了大的城市，在细雨中看了相城的望亭、虎丘的浒墅关、吴江的平望、秀洲的王江泾、桐乡的崇福和海宁的长安。无论从历史人文或经济发展的视角，它们都是当之无愧的“珍珠”；但以大运河为主题时，它们又在文化知名度上算是尚未出道的“新秀”。望亭位于苏州北端，是大运河距离太湖最近的所在，与无锡区界近在咫尺。可谁会因为大运河去看偏居一隅的望亭呢？这可能是我这次行走的一个特点：我想看看这些原本深藏的、尤其位于行政区“边边上”的村镇怎样进入国家文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