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  

　　嘉宾：姜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主持：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

　　中国考古学第一次主动发掘

　　常怀颖：今天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个引言，所以想了“再过二十年”的题目。这个题目写出来自己也害怕。为什么呢？二十年前的4月份我刚刚参加金沙遗址的发掘，再过二十年我已经退休。畅想二十年以后的中国考古学会是什么样，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事。

　　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有一个叫安特生的人第二次骑驴上了仰韶遗址，他是来选点的。到秋天的时候，他开始了仰韶村的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主动发掘。考古学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比较小众的学科，全国直接从事考古与文物博物馆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人。但是它又很大众，所有公众人士都对考古学的新发现、新成果特别关注。但这一百年考古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要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新的一百年，其实都是我们想象中的事。

　　考古学发现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事，并不是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能有特别惊喜的惊人现象，比如海昏侯的马蹄金，比如发现大型铜器、特别漂亮的墓葬。更常见的是这种状态，我们每天出去调查，车抛锚、困在路上，迷路了，掉水沟里了，甚至被狗撵着跑了，这种是经常发生的事。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一百年间，基本操作方法、发掘的流程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不过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发掘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下，可以不用直接淋雨、晒太阳。但基本的操作方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的。我们考古人俗称这种工作是“下工地”，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都是靠考古工作者下工地得来的，这种知识生产的结果跟大家坐在书房查资料、写文章不太一样。它的环节比较多，第一个环节兼有智力和体力劳动。这几天，三星堆是特别热闹的，工作条件比较好，同样用吊篮，三星堆的特别好。但考古发掘有时候不是挖一次就结束，要持续很多年。三星堆持续三十多年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有的发掘会持续几十年。我们的殷墟已经发掘了快一百年了，还在发掘。

　　发掘完后对考古学家来说其实是一场噩梦。挖的时候非常爽，但挖完毁断肠。一个个编织袋都是装陶片，要先数出来，给每个陶片编号拼对，这么一大堆陶片可能就拼出一个罐。所以挖了几十年，可能要上百年时间整理才可以形成比较规范的档案公布出来。我们还要画图，没有美术基础也要训练能画出这样的图，一点点慢慢来弄。就基本操作来说，在我来看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仍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上很多人，做很多很细致的具体工作，计算机没办法代替。野外工作的条件又比较简陋，这对于在书斋的学者或者读者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比如说用菜刀取样，然后土法悬空要做三维建模，都是我们想办法因陋就简做事情，基本生活都是这样。

　　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发掘为代表

　　中国考古学操作已具国际领先意义

　　常怀颖：中国考古学发展了一百多年，不同的时段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的目标是材料最重要，所以当时目的就是奔着材料去。一切的考古材料都是史料，所以我们要获取史料。那时候基本在考古学的工作中就形成了这样的过程，头二十年中国考古学围绕殷墟、斗鸡台的工作为中心，基本确立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掘与整理方法和工作流程。同时培养了第一代考古学家，现在我们知道的著名人物基本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动性的发掘和基本建设层出不穷，发现特别多。考古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到对新知识的消化和认识的过程中来。然后开始出现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有的读者是听过的，叫做区系类型。什么意思呢？就说不同地区有不同文化的传承，以及这个文化的氛围。文化圈、空间有多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都是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做的事。

　　到1960年代，北大和考古所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基本构建了早期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认识。到了新世纪以后，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考古学有了这样一张年表，这张年表是我们花了快一百年的时间才知道，在什么地区、什么世代有了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这个事情其实做得特别缓慢，但它是一个严谨的考古学流程。时至今日，真正考古学信息的获取和科学化的规范性，已经不亚于在理科实验室做实验。这几天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三星堆的发掘大棚，如果说我们把三星堆的发掘大棚当做一个医院，里面每个发掘舱都可以当成手术室，在每个手术室里做一台手术。可以说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发掘为代表，中国考古学的操作已经具有国际领先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