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如今6个新坑再惊天下。事实上，三星堆“面世”还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发掘和保护，是凝结了数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赛。近日，记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任站长陈德安、现任站长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还有年轻的考古队员，听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横空出世”，显露古蜀与中原文明交流痕迹

　　陈德安，今年68岁，从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也是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主要发掘者。记者还未发问，陈德安首先抛出话题：“我先和你们说说三星堆考古的来龙去脉，搞清整个过程，很多问题就好谈了。”

　　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三种关于发现时间的说法，分别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认为燕家说的1929年比较准确。”

　　陈德安所说的“燕家”，是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们在自家田地开掘水塘时，先后在沟底发现400多件玉石器。随后，这批流入坊间的“广汉玉器”名噪一时。三星堆文明由此“横空出世”。

　　1934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启动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时任馆长葛维汉是首位发掘者，他组织考古队在燕家院子找到了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并提出“广汉文化”概念。有趣的是，当时就有关于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等与华北、华中发现的相似，这是古蜀曾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三星堆发掘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有新动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持续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前者刮土层，后者剔泥土。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成果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真正的突破，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陈德安说。

　　2 1980年重启发掘三星堆考古迎转机

　　冉宏林今年34岁，是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执行领队。接受采访前，他刚从考古发掘舱里出来，身上还穿着防护服。

　　2013年，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这里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庆人，专业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时期巴蜀文化里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我来三星堆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参与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采访和整理工作，这给他带来启发。“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9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东西是写不到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记忆里。”冉宏林说，不少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做点什么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从2019年开始，冉宏林开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采集工作。他首个拜访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敖天照进入广汉市文化馆工作，从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他几乎都在场。1973年，他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学习考古，包括考古绘图、考古测量。培训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给他讲，“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个遗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后期，广汉各大乡镇几乎都在办砖瓦厂，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在当地取土烧砖。回来后，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遗址，看到砖瓦厂挖出的土里夹杂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后来，他到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汇报情况，推动了三星堆的发掘和保护。

　　1980年春天。由参与过1963年月亮湾发掘的王有鹏带队，改革开放后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启动。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