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2018年，作家唐诺与许知远在《十三邀》中的对谈画面，记录下了他和夫人朱天心在台北常去的那家咖啡馆的位置，如今，那一带区域已经成为知名的文青打卡地。而这对著名的作家夫妻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到咖啡馆读书写作，下午两点回家，每天写作大概五个小时的生活习惯，简单有序。

　　“哪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变化，(生活)又不是川剧变脸。”已经62岁的唐诺笑称，这些年来他的生活变化并不大。2021年3月，他在大陆出版了几年前完成的新书《声誉》——从汉娜·阿伦特、颜渊、契诃夫写到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他开始了自己对关于声誉、财富和权势的思索。

　　作为台湾知名的“小说家族”的成员，唐诺却以散文和杂文见长，他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心意相通——都被称为“爱书达人”，都将知识分子的杂文式写作发挥至极致。“书暗示着多样、繁华、自由，无拘无束，甚至后来它被组编成一种商品，仍然相当程度地维持着这个灿烂的图像”。交谈中，提到任何与书有关的话题，唐诺都会不由自主地多说几句。很久以前他就说过，他是一个只和书保持基本友谊的人。  

　　从出版社离开成为职业作家，十几年来，唐诺坚持用文人式的信步闲庭带领着人们游荡知识的密林。哪怕是在图书排行榜的喧嚣推荐和咖啡馆顾客的闲聊中，他也能打开他那属于知识分子的敏锐探针吸取信息，并以丰富的知识和常识，为读者缓缓拆解时代的真相。

　　声誉、财富和权势

　　熟悉唐诺作品的人会发现，在《声誉》这本书里，一贯如两脚书橱一般的唐诺似乎有了一些变化，虽然作品依旧是文风轻快而遍布信息量的散文，所谈论的话题却更加直指社会现实。

　　咖啡馆里的时光不是停滞的，唐诺对“声誉”这一话题的兴趣也不是近年才形成的。大概在二十年前他就注意到，来喝咖啡的人不再如他们年轻时一般，会讨论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或是聊聊化学、物理之类的纯粹知识，他们更喜欢谈论影视明星。他听说，在台湾最好的高中也就是朱天心的母校“北一女中”，一位学生被问到未来的志愿，她说到自己最想做演员和歌手，其次才是考取哈佛大学。“这选择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有点刺激。”唐诺想，放在他们的时代，几乎不会有人把考取哈佛大学放在志愿的第二位。

　　唐诺那一代，指的是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批台湾文学青年。1977年，原名谢材俊的唐诺和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丁亚民等人一起创办《三三集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传播文学作品，这在当时盛行的“欧美风”中是逆潮流而动的存在。更早些时候，唐诺已经成了朱天心父亲朱西宁的学生和“朱家客厅”中的一员，客厅中几乎接待过台湾文学、文化界“半壁江山”的名人，其中包括影响《三三集刊》至深的胡兰成。朱天心曾说，是胡兰成开启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作家阿城曾说：朱天心和材俊兄(唐诺)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敬佩他们的首先是人格，第二是由这个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在这群人身上，那吸引人的“人格”和“文格”可以形容为一种传统中国士大夫般“文以载道”的坚持，也可以形容为类似西方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公共事物的关心态度。

　　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唐诺到出版社做了编辑，朱天心则继续全职写作的生活，他们一天中大部分时光用来看书、写作，物欲不高，偶尔到丈母娘家蹭饭、和猫狗玩耍，过着如同学生时代一般的生活。时至今日，他们还在扮演历史赋予他们的“知识分子”角色。但对于更多的人而言，那个文学极大繁荣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往。

　　“我们这一代活在这个位于台北市的历史时空里头，什么是我们所看到所知道、所想、所理解的？什么是我们所在的处境？10年来我每写一本书，这些都是隐藏的核心问题。”唐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些书里，他一直在探寻，上述这些社会变化究竟是一时的趋势，还是真的已经无法回头。

　　文字工作者未来的命运

　　“人可见未来的经济麻烦仍发生在生存线之上而非之下，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在《声誉》中，唐诺这样写道。

　　以书为友的唐诺从来不关心互联网上的话题，但他仍有一套如同人类学家一般观察社会的“绝活”。他会通过刷新电商网站的图书排行了解哪些书是最受欢迎的。在大陆的排行榜上，他总会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样难啃的图书会登上某个图书排行榜，哪怕他知道，大半的人把这本书买回家后可能不会翻开阅读，这个发现还是会让他觉得惊喜。尽管全球出版业均不景气，他依然感到大陆作家和读者的生活更加令人羡慕。他曾经几次对大陆的青年作家提到，中国大陆的书写者赶上了“最舒服的时代”，无论从经济待遇、读者数量来比较都是最好的，哪怕是出版业发达的日本、美国都无法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