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的重要母题和原始场景之一，森林象征着富饶、深邃和遥远，令人油然生出向往之情。茫茫林海，千百年才形成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昆虫鸟兽和无尽藤蔓，细密微妙的纹理、光影闪烁的动态和高低起落的天籁，将光、水、植物、昆虫和鸟兽连接在一起，将鸟类观察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带入到不同层面的感知之中，也让诗人、哲学家、文艺批评家都参与到对其繁复时空的反复审视之中。森林，天然是属于诗歌和诗学的空间。抬眼望去，古今中外无数文艺作品中满是森林苍翠欲滴的凉荫。森林诗学，让我们返归于一个由森林撑起的苍穹下。  

　　岚烟散，云树合

　　山中多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根据《辞源》所载，汉语“森林”一词，最早见于《文苑英华》：“素晖射流濑，翠色绵森林”。大自然的山川鸟兽林木，原本就是“天地之心”。“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在古代中国，森林是男女幽会的场所。我们的祖先，就曾在森林的庇佑下劳作、歌咏、生儿育女、相亲相爱。

　　中国远古神话集《山海经》中有大量关于森林的记载。如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伏羲攀登天梯、成汤桑林祷雨……“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榖，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建木、扶木、若木、丹木、白木、灵寿树、甘华树、不死树等神树遍布全书，这些神树被认为是天地间人神交往的工具，或者起着天梯的作用，有的就生长于世界的中心。

　　相传伏羲氏“因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之瑞，故官以龙纪，而为龙师……命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源泉，毋怠于时”。“水龙氏”，可能是传说中以龙为图腾的时代管理林业的官员。中国先贤拥有多种精细有效的方法，足够处理好人与森林的关系。比如说，中国人习惯于在陵墓与寺庙周围种树，因为他们认定死者的精神与神灵都寄居在树中，这样一来，对寺庙与陵墓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

　　在《吕氏春秋》中，详细记有每一时节与森林有关的环保措施，规定正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拓”；四月“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等。

　　“万物莫善于木”(刘向：《五经通义》)。燕之菹泽、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俱是丛林草泽。菹泽苍苍，云梦茫茫，森林不是一个客体，不是一个人延伸的自我，而是一种苍茫的混沌。在一片看似杂乱的森林里，每样事物都各在其位，各自显现自身的生存本性。

　　古人把土地崇拜的场所叫“社”，而以树作社神。闻一多先生对此曾做过考据，“原始时期的社，想必是在高山上一座茂密的林子里立上神主，设上祭坛而已。社一名‘丛’，便是很好的证据。”可见树木繁茂苍郁之处，常是古人的立社之地。在汉语中，“城狐”与“社鼠”具有同样的暗喻意义，就是因为狐鼠常常粘连了土地神的神性，也常以枝叶浓密、生态性混沌复杂的社林为藏身之所。

　　唐代柳祥在《潇湘录》一书中，写贾秘在古洛阳城绿野中，曾见数人环饮，自歌自舞，这七人正是松、柳、槐、桑、枣等七种树木之化身。杨衍之《洛阳伽蓝记》载，当“神桑”被围观时，惹恼皇帝，即命人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也提到：“中国书籍甚至正史中，有许多关于树木受斧劈或火烧时流血、痛哭或怒号的记载。”森林已成为功德之意象，对森林的敬畏之心，成就了一个高古朴拙的上古精神家园。

　　《离骚》与《诗经》里，触目亦多葳蕤鲜活的森林，储存了先民与自然相依的真实信息。而在中国的文人笔下，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人与森林悄然运化，无牵制，无所累，那是天、地、人生命自然朗现的空灵境界。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森林在这里是审美的、非对象性的，林间人语并没有打破静默，相反，倒是自足和圆满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宁馨。

　　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宋朝的文人画抓住了山林的精髓。如果从现在穿越回宋朝，人们可能看不到类似西方那种背着画夹颜料走向田野的画家。宋朝的艺术家并不是身临其境试图复制某一个特定的景色。“相反，他走进一个世界，在那儿徜徉几小时或几天，以便能够感受和吸收整个氛围，然后，他是回到画室作画的。”艺术家们面对森林，心境与画境相互交织，诗心与自然物象、春风秋日流通无碍、亲切应答，才会有树杂云合、山沓水匝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