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 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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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重要材料

  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

  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

  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

  ——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