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应妮
以115万字三卷本《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年,梁晓声又推出一部全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
斯时,这位作家已经71岁。新作关于女性命题的书写,再次击中时代的靶心。
“她”,令作家念念不忘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从最早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关心知青的命运;到现在,梁晓声最关心普通底层人民的命运。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一个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生成长中的奋斗。
梁晓声表示写这样的人物已经想了很久,曾经他在一篇旧文中写过,“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的、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的家庭选送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们长大之后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
他至今记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说她小姨就是这样的女孩,最早离开贫困农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几个姐姐家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甚至村里张家、李家都会到深圳找她,感觉她的那个小房子非常像某村办事处。“那个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
因为这个印象太深,梁晓声始终就觉得,这样一个小姨的形象应该摆放在他哪部作品中。“在《人世间》,我没有余地把她放进去。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所以这个初心一直在纠缠着我,完成了《人世间》之后,我觉得我要为这样的小姨单独立一个传,她不只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那个年代许多这样肩负起家庭的,家族的,扶贫责任的一些孩子们的身影,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动的一些青年。”
“人”,要有为人的善良
梁晓声坦言,十多年来一直想写关于“80后”的青年,写他们在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的人生,给所有的“80后”鼓鼓劲,尤其给那些在北上广拼搏的“80后”们,希望给他们带来一种动力。
在他的观察中,当“80后”大学毕业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天之骄子,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并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个人文化给的叫“自修命”,梁晓声进而总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同书中的“我”,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此后“我”在深圳找到爱情、收获友情、感悟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虽然愤怒无奈,却也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一以贯之的是,他依然想通过此书来传达,作为人最重要的善良。
在书的结尾,他写了一句话,“我善良、我宽容,我坚韧,我成为我。”在梁晓声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善良,如果我们从小都没有对他(她)进行善良教育,他(她)以后绝对没有任何事业可谈。即使他(她)凭分数进了大学,以后的人生也是堪忧的。
作家,时代的书记员
在梁晓声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访谈中,他提出“一个时期以内,我们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我大不以为然的现象,一种对于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过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这实际上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存在价值的一种危害和杀伤。”
而他写《我和我的命》的冲动在于:要通过这本书确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严,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
“文化给我们的一种好处就在于,可以适时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但要经常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还要经常问自己,什么才是够?多少才是够?我觉得把这些都和自己对话清楚了之后,可能人生会相对变得压力减轻一些。”他在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