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赤子之心,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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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到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修习建筑专业,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终其一生,梁思成在现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文物保护、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和组织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行,才思敏捷的诗人林徽因,一直与丈夫一起并肩战斗,两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护古建筑:初识共产党

  1948年,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思成被国民党政府率先列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名单。是走还是留?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已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安家立业的梁思成夫妇面临着选择。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梁思成曾自白,他之所以留在北平不走,一方面是由于“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有期待,他“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学者,梁氏夫妇做出如此决定,更多的是出自学者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完整、强大的民族国家充满期待,也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新社会,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和中国共产党的初次相逢与合作,让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很有好感。

  过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圈子里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学者接触不多。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是点滴积累来的,如家中的保姆给他讲过八路军军纪严明的事,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三里路就为了给老乡归还一个破柳条筐子,这让情感丰富的梁思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更大的触动是一次突然的到访。1948年12月下旬,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拜访梁家,嘱托梁思成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出北平城区及周边的重要文物建筑,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攻城,炮火可以避开这些区域。两军相争状态下,共产党表现出的对文物的重视和谦虚求教的态度,让梁思成深受触动,他和林徽因毫不犹豫,当即完成了标注的工作。多年后,梁思成谈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良多:“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与此同时,梁林二人积极配合的态度和认真高效的工作,也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各地文化遗产,第二次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编写相关资料,希望在战争中避免或减少对珍贵古建筑的破坏。这是梁思成一直担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他接到任务时甚至感动得声泪俱下。

  士为知己者死。梁思成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胡允敬等教师组成工作小组,夜以继日翻书查资料。林徽因对此也十分支持,她和梁思成一起商定了编撰原则,还细致审阅了最终定稿的条文。最终,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高效完成了任务,编纂成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49年3月,该书的手刻油印本就已发至军中,1949年6月,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铅印发行。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虽然只是一个简目,但它“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这两次合作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与一些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触,让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进一步加深。北平解放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梁思成初识彭真,寒暄之际,彭真引用了梁启超著作中的几句话,对梁思成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彭真对梁启超著作的熟悉,让梁思成吃了一惊,也让他对共产党的干部进一步产生了亲近感。之后不久,在给老同学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感叹道:“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梁思成《致童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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