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地的姑娘们

　　出生于1994年的张雅兰，已在重庆江津石佛寺住了一年半。春节前刚下山的她，这两天又上山了，还要继续待下去。她原本的职业设定是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大学毕业后到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一名考古绘图师。画笔所描绘的对象，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石佛寺的考古工作站是标准的“江景房”，开门就是长江，江对岸是江津老城区，万家灯火会和夜幕一起降临。如果下雨，江面起了雾，就像一轴水墨画卷。重庆多雨，张雅兰每次都感慨，“相机拍不出这美”。

　　风景美则美矣，她的日常还有另一面。“只要我上班穿得够土，下班后就没人能认识我”，张雅兰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自己，“全副武装你知道吗？长袖长裤，最大帽檐的渔夫帽，最好还是有口罩的那款，就露出眼睛”。  

　　化妆是不现实的，防晒才是唯一的“真理”，毕竟在重庆的阳光下，防水化妆品都挡不住一直流的汗水。每天从考古工地下班，张雅兰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扎紧了一天的长发放下来，第二件事是洗混合了汗水和防晒霜的脸。“我们平常也会讨论现在流行什么款式的衣服、什么颜色的发色，热烈讨论之后说，唉，也没办法弄，就只能想想。”

　　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女子考古队(以下简称“女子考古队”)成立，张雅兰当年就加入了考古队，是队伍中最年轻的姑娘。

　　考古队曾是清一色的男性

　　女子考古队队长燕妮是一名80后，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记者注)时，她是“现役”唯一的女性一线考古队员。

　　从前，坚持一线考古的绝大多数是男生，毕竟长年累月在野外，听上去就不“适合”女性。比如，夏天——重庆的夏天，一群男生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拖鞋，女生就不行；再比如，上厕所也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毕竟考古工地不会给你特地修一个厕所。

　　情况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业技术人员捉襟见肘，因此无论男女，刚到单位初几年，统统下考古工地。燕妮说，从个人职业生涯角度，刚出校园的学生，也只有广阔天地中才能把学校教的理论转化为实践。

　　2012年，燕妮获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2017年，重庆的考古工作异常繁重，人手急缺，原本散在各个考古队中的女孩儿们，被组建为“女子考古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全员女性的考古队，燕妮担任项目负责人。队伍由起初的5名骨干发展到现在的11人，涵盖田野发掘、科技考古、器物修复、绘图等多门类专业人才。

　　蔡远富是一名文物修复师，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这一行，从学徒做起，一干就是30多年。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时，考古一线的同事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女子考古队成立之初，她就加入队伍，是队中年龄最大的姐姐。

　　文物修复虽然不是“挖土”，但修复师依然需要到考古现场作业。重庆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开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沿线地下文物提前发掘保护。从整个行业来说，文物修复师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尽管快到退休的年纪，蔡远富依然跟着考古队，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女性能胜任吗？

　　女子考古队的成立，让原本散落的力量被聚合，还顺带解决了上厕所等生活难题。但“挖土”听上去是一个兼具体力和脑力的活儿，女性能胜任吗？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一线考古行业，她们有什么优势？

　　“考古其实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工作，一个项目开始，严格按照科学发掘流程，一支队伍的效率是可以估算的，不存在特别的男女差异。反而是队伍中的人员协调关系更加重要。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见不到家人，队友之间互相陪伴、纾解情绪是很重要的事情。” 燕妮说，“女生比较细腻，有时候在对一些遗迹现象的解释上，能从感性出发，带来新的视角。”

　　从室内设计师讲求艺术创造到考古绘图师强调还原本质，张雅兰一开始有些不适应，要转变的不仅是职业，更是思维方式。她画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个宋代的盏，口怎么画、底座怎么画，都有规矩，还要拿卡尺一点一点地量。后来，画着画着，张雅兰发现，在画花鸟鱼虫的纹饰时，似乎也需要加入一点艺术的表现方式，在精准的基础上赋予其生动性。

　　“考”的是古，但对考古工作者的技术要求与时俱新。张雅兰说，现在的考古绘图除了手绘的基本功，还要结合数字化，比如对一个遗址进行整体的数字三维建模。“我的成就感来自我完成了一幅文物的画。如果我的画上了考古报告集、出了书，能被很多人看到、被业界认可，那我就更有成就感了。”

　　就文物修复行业的分工而言，蔡远富觉得女性具有一定优势：“对一件器物的了解，观察一件器型的变化，我们会非常仔细、非常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