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和农民生活多少有些被文艺家“遗忘”。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也是从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聚焦关注上来说的。关注农民生活命运、关注乡村生活真实状况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社会文化关注焦点怎样转移，总是会存在的。新世纪以来有关农村和农民的创作不少，但总让人觉得跟现实农村生活有些距离。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三种姿态：故乡回忆式、诗意栖居式、积极介入式  

　　在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现象是远距离观照当下农村。比如，付秀莹的《陌上》是一部不错的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但作者采用了萧红《呼兰河传》式的写作方式，即在“回忆”中展开她的有关农村的叙事。在这类创作中，创作主体不是跟随着故事的现在时态往前走，而是倒入过去时态，不管他或她有没有标识出明确的回忆符号。回忆式的叙述，具有回避现实的倾向，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这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情况，与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是很不相称的。尽管从审美上来说，付秀莹和赵宏兴等人的农村题材小说，都是很不错的作品，但却给我们一种与当前农村“隔”的感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创作主体远离了当前农村的生活。

　　相比于“故乡回忆”式的农村书写，相当一部分作家即使身处乡土，也是以暂居者的心态，将乡土作为自己隐居和休闲的处所，他们只关注自己内心的恬淡闲适和诗意栖居，并不关注所处乡土周围的人和事。

　　苏州女作家叶弥是当代女作家中较多书写以农村为背景的隐逸题材的作家。在叶弥笔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重新变回沈从文时代的乡村，乡村褪去了政治运动的喧嚣，重回缓慢而唯美的叙事：“每一个村子都被树木掩藏，路上铺着干净清凉的石块，村子里河道纵横，清澈的河水从每一户人家的屋前或者屋后流过，河水里穿行着一群群小鱼，在夜里唧喋有声。”（《香炉山》）这种浪漫的乡村故事或乡村奇遇记，都没有触及乡村中的现实居住者，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在此的村民，都被屏蔽于叙述之外，与“我”的情感没有发生多少瓜葛。

　　这种来自乡村暂居者视角的诗意栖居式书写还不是最多的，最常见的是“双休日乡村游记”。作家通过对短暂乡村旅游经历的记述，表达自己对恬淡乡村生活和诗情画意乡村风光的感受，通过对“不及人”的山水农庄、花花草草、风俗表演及各种农家菜的极致描摹，表达“到访者”物质上的满足感。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叶弥小说中的浪漫情节，但充满了“小资情调”，甚至有几分吃饱喝足后的矫情。在这种叙述中，创作者以旅游者的姿态走马观花，乡村生活因此就成为一种供人玩赏的景观——再破败的房屋，再蓬头垢面的乡民，在这种叙述中，都只是景观而已，甚至越是贫困落后的乡村，越为创作者津津乐道。

　　当然，也有积极介入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品。青年小说家余同友最近就创作了一系列别有韵味的中短篇农村题材小说，其中短篇小说《幸福五幕》以新世纪为时空背景，在祖孙三代对于“秘密”的守护中，写出了当代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写出了祖母对过去传统乡村生活的留恋，展示出温馨的新型伦理关系。

　　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有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的，但总体来说，这些创作存在明显的创作主体“缺席”的隔膜感，正如铁凝所言，我们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作者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对于这样的创作，她的评价是：“这样的写作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小的距离。”铁凝的论述是切中肯綮的。总之，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固定在鲁迅和沈从文的叙述框架内及其写作经验之上。

　　创作主体建设：把自己“缝入”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关系总和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和农民在政治层面受到极大关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村都是主战场。另外，城市文学热已经持续数十年，而新时代的农村却像尚未深入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现在是文学家重新将飘移的目光投向农村的时候了。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都值得文学家倾情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