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影片的话题，持续被推上舆论热门的榜单。本文即是对70多年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电影求新图变、历久弥新的发展历程作一速览式的描述。

　　20世纪前50年，是电影作为新兴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高度发展的年代。恰是这一历史时期，人类动荡不安，国族纷争不断，相继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东西方冷战与军备竞赛。人类对于战争悲剧的恐惧和担忧，非但没有随着两次大战的远去而消失，相反，反战、反核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世界和平愿景，成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全球主流价值观。无形之中，这一背景为战争主题电影赋予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使其成为人类表达和宣泄战争焦虑的文化载体，也让战争电影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最为重要的常规类型之一。

　　宽泛地看，反法西斯影片可区分为军事题材与非军事题材两大类。军事题材通常以战场上的军队、军人或其他武装人员为主角，直接呈现爱国者与侵略者，正义与非正义的军事对抗与冲突。譬如《沙漠之狐》(1951)、《最长的一天》(1962)等；非军事题材战争片，通常会以再现战争环境下非武装人员、平民百姓的生活遭遇、情感变故为旨归。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意大利电影大师罗伯特·罗西里尼的战争三部曲《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战火》(1946)和《德意志零年》(1948)，也包括《卡萨布兰卡》(1942)、《生死朗读》(2008)等等为各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片。

　　残酷的战争现实之于电影艺术，如同水中投石，必定激起阵阵涟漪。现实石块体量越大，分量越重，在水中激起的涟漪也就越大越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影片的历史轨迹，亦如同水中涟漪一样，由小变大，渐次扩散，衍生出品种繁复，类型多样，主题丰富的电影宝库，为当代世界电影造就了一座层峦叠嶂、高耸入云的美学巅峰。

　　以 “重装化”与类型跨界不断刷新战争片的类型定义和影像范式

　　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战争片便已成为好莱坞的主流商业类型之一。20世纪后半叶至今，各国影人借助对战争素材的广泛挖掘与深度阐释，不断变化着观察与捕捉的视角，并在持续提升的电影技术推动下，于全球市场一路高奏凯歌，相继贡献了《虎！虎！虎！》(1970)、《拯救大兵瑞恩》(1998)、《珍珠港》(2001)、《硫磺岛的来信》(2006)、《血战钢锯岭》(2016)、《敦刻尔克》(2017)、《决战中途岛》(2019)等被冠以“战争巨片”的名篇佳作。加上苏俄的《解放》(1971)、《围困》(1975)、《莫斯科保卫战》(1985)、《斯大林格勒》(2013)以及日本的《战争与人》系列(1970-1973)、中国的《百团大战》(2015)、韩国的《太极旗飘扬》(2004)等经典影片，一时间风光无限，蔚为大观。许多年来，这些影史经典不断刷新着战争片的类型定义和影像范式，无论在叙事结构还是视听语言上，都在日益走向一种被称为是“大体量”“全景式”和“史诗化”的美学维度。仿佛场面不宏大，结构不复杂，视野不开阔，情感不炽烈，视听效果不震撼，就不足以再现战争场面的艰苦卓绝，雄浑壮阔。这一取向为当代战争片塑造出一种所谓“重装化”的新趋势。

　　人物传记片也是表现战争的常见类型之一。譬如人们熟悉的《巴顿将军》(1970)、《国王的演讲》(2010)、《模仿游戏》(2014)和《至暗时刻》(2017)等。传统意义上，人物传记片会刻意突显出一种英雄史观，以刻画战争中的关键角色或领袖人物见长。将他们独特的个性、过人的意志、超人的智慧以及内心的辗转挣扎，呈现为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心理奇观，让观众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倾慕和崇敬之情。近些年来，随着电影叙事技巧的提高，人物性格塑造正日益走向复杂化和精巧化，过去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表现方式遭到摒弃，英雄回归了世俗人性。尽管个性依旧张扬，情智两商依然出类拔萃，但更让观众着迷的，显然是他们身上如同你我一样的七情六欲，甚至比你我更甚的怯懦、焦虑、彷徨和恐惧。然而，毫无悬念的是，在剧情结束前，绝对会让你看到英雄和懦夫的真正区别，英雄最终总能战胜焦虑，救赎自我，而懦夫只会继续沉沦。所以有人说，当代英雄塑造靠的是“反转”而不是“拔高”。

　　还有一种广受欢迎的战争片类型，就是战争喜剧。如卓别林的《大独裁者》(1940)、刘别谦的《你逃我也逃》(1942)；法国的《虎口脱险》(1966)、《王中王》(1982)，以及在其影响下问世的国产喜剧《三毛从军记》(1992)、《绝境逢生》(1994)和《举起手来》(2003)。常理上，战争意味着悲伤、痛苦和忧惧，似乎与喜剧不着边际。用喜剧来承载战争的黑色和厚重，往往需要有一种能够超越悲情和创伤的强大正能量。因此喜剧被视为是强者、胜利者的艺术。只有从悲伤的泥潭中拔出双脚，生命才能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