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教学手段与成果呈现方式。数字人文就是数字技术和人文学科互动下诞生的新兴学术领域，在文献数字化基础上，以文本挖掘、量化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等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方法给历史学带来了很大变化，也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关注热点。尽管认识尚有差异，但数字时代已然来临，人文学科面临着如何数字化的问题。本刊组织几位作为数字人文引入历史学科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的青年学者，围绕数字人文与历史学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研讨，从理念到方法再到实践，回顾数字人文引入历史学的历程和得失，展望未来的新可能，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与探讨有所助益。

　　与谈人

　　彭凯翔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潘 威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持人

　　申 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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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思维：数字人文与史学的不期而遇

　　主持人：数字人文从本质上说究竟是一种技术工具，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应该坚持学科本位，用数字人文技术来解决自身问题。但如果数字人文是一种因应于数字化时代的思维方式，那么它将会给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带来哪些深刻影响呢？

　　潘威：在我看来，数字人文集中体现了计算机科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目前，对数字人文较为主流的定义为：以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工具为主要手段，通过数字化、可视化、量化等处理方法，对人文社科问题进行研究的方向或者领域。

　　数字人文作为新兴交叉领域，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抱有各自具体目的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后，产生不同的看法很正常。数字人文的本质应当是更偏向一种思维方式，因为技术体系不能脱离具体的研究问题而存在，至于它是否会颠覆性重构传统人文学科，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作为学术研究而言，传承与变革往往同时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之中。数字人文如果仅仅是用另一种表达方式重复已有的认识，那注定发展空间有限。但如果说一定会颠覆传统研究，也不可能。比如，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黄河八百年安流期”“唐代气候特征”“明清小冰期与中国历史走向”等，都是长期被关注的重大课题，需要信息化技术的支持，数字人文如果能推动这些传统问题的解决，其生命力才能更为持久。

　　彭凯翔：数字人文首先是一种技术工具，但它的确会影响看问题的方式——尤其是研究议题的选择。因为每一种工具都有自己处理起来最有效率的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推到学术前沿，甚至成为“一代之学术”。就数字人文而言，它一方面是将人文学科的文本、图像等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储存及利用，通过“E考据”等方式提高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效率；但更具革命性的方面在于，它将信息聚合在一起，进行归类、编码、匹配等处理，使信息转化为可比或可关联的数据，最终让研究者能够从信息中发现或检验某些趋势、某些关系，为我们从更高维度、以更贯通的方式解释信息提供了契机。在传统的学科划分里，人文学科更偏重特定信息的诠释，而对通过趋势、因果关系等来进行理论探讨关注不够。数字人文有助于打破这一划分，促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解决一些难点问题（如制度变迁、环境变迁等）中的数据“瓶颈”。如果说历史学原本就有一些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交叉性较强的分支（如经济史、历史地理等），数字人文给这些分支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比如提供了更有趣的呈现方式。

　　赵思渊：我感觉对人文学科来说，数字人文首先改变了研究环境。从迄今为止数字人文的发展来看，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多数个案研究的核心议题、提问仍然来自历史学的传统话题，甚至研究方法也未必超出原本以量化或结构化方法处理史料的方法论。换言之，历史学总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这一点不论任何时代都不会发生变化。不过，数字人文的确改变了整理、分析史料的工作环境，也令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处理的史料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字人文要面对不同人文学科传统和多种区域文化传统，这意味着数字人文本身可以有多重理解，有不同的研究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