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

　　演讲人：苟天林 演讲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与中华文明”专题研讨会 演讲时间：2020年7月

　　苟天林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本报原总编辑。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首席专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黑暗、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转折中，中医药学也随之经历了各种坎坷，一方面它在国人清醒认识鸦片烟毒、有效戒除鸦片毒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难中也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其中过往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审视。

　　晚清禁烟中的中医

　　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与法国七年争夺印度的战争，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于1773年、1784年颁布了《调整法》《印度法》，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其时，18世纪末期的中国，经济繁荣。当时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需求巨大，却没有与中国对等的产品。源于资本的本性和这种贸易逆差，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国人 “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01页，2012年版)开始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同上793页)。马克思还做了这样的统计：“到1816年，鸦片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到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1856年，英国政府对中国非法鸦片贸易所得，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鸦片，是罂粟(又称米囊花、阿芙蓉)果的提取物。公元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多做佳木观赏，可加工入药，但服之有毒。所以唐代李白有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阿芙蓉前代罕见，近方有用者”，治泻痢、脱肛、涩肠等。对于鸦片的毒性，中医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确认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告诫说：“今人虚劳咳嗽，多用栗壳止咳，湿热泻痢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将罂粟花果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十七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清代后期，随着英国大量向我国非法推销鸦片，全国“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白银达六亿两”(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鸦片吸食者，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大伤害。

　　面对鸦片泛滥，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孟英)在《归砚录》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鸦片的危害，说鸦片“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他列举了英国连续多年向我国走私进口鸦片数目后，痛心疾首，说：“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

　　面对清王朝实行了将近百年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和朝廷一批官员及士大夫为主，从维护朝廷经济收入出发提出了多项禁烟主张。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坚定主张全面禁烟。林则徐和中医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目睹鸦片危害，深知中医对鸦片的认识，多次上书朝廷陈述“若犹泻泻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并受命担任“钦差大臣”主持禁烟。

　　在此过程中，林则徐把对外禁烟，对内戒烟密切结合，与江南名医陈修园父子、何其伟等，充分运用中医温病学疫疠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分析了烟毒致病的机理，先后收集、创制了戒除烟瘾的药方十多首，经过反复比较，确定了忌酸丸、扶正方和四物饮、瓜蒌汤等四首，动员包括家人在内于广州、湖南等地大力推广。

　　如“忌酸丸”方，其组方机理充分显示了中医的优势：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经络；佐以柴胡、升麻、沉香升降气机，通透表里；用人参、黄芪补肺气；白术补脾气；陈皮、木香行气，以补中益气；再用当归、黄连、黄柏以凉血生血；同时，黄连、黄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天麻治气血虚弱头晕；甘草合著药补中益气。如此三焦同治、寒热并用、气血两补，对烟毒内蕴、耗伤气血、累及脏腑的鸦片烟毒全面反击，同时配以烟灰使脾胃以生厌恶之感，采用合理的用药方法，扶正祛邪。坚持用药三五剂即可见效，十剂左右即可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