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

　　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

　　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

　　讲故事的目的是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

　　“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记者：你的早期小说天马行空、浓墨重彩，最新小说集《晚熟的人》更加平实朴素，娓娓道来，紧紧牵引读者的注意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小说艺术风格变化背后，伴随着怎样的创作理念转变？

　　莫言：生物不断生长，作家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或是怒火万丈，或是柔情万种，带着一种夸张的东西进行艺术创造。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见过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能用更加成熟平和的态度观察和理解事物，全面客观地呈现要写的现实。

　　过去语言上最喜欢浓墨重彩，大量地使用形容词，渲染自己的感受。现在觉得过多的形容词和描写会成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碍，反倒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更能直入人心。对情节的处理也是这样，过去会抓住每一个“有戏”的情节大加渲染，很多地方把话说尽，现在是话到笔下留七分，只说三分话，越来越体会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里老渔夫跟一群群鲨鱼搏斗时那种白描式的描写更有力量，更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作和想象的空间。

　　我18岁时跟一位老师傅做学徒，打铁时他对我的提醒就三个字：低后手。后边这只手要低下来，锤面才能平整地落到铁上，如果后手高，锤面跟铁接触是有角度的，做功面就小了，效率低而且锤不平。我老忘不了这三个字，干事就像打铁一样，心态放平才能把事做好；心态放不平，老是翘着、斜着，事是干不好的。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

　　“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功课”

　　记者：100多年来，电影、电视等新艺术媒介层出不穷，数字化、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一日千里，文学“讲故事”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视听艺术所取代，这种新的媒介格局促使人们思考：文字的优势在哪里？文学独有的魅力是什么？

　　莫言：讲故事是小说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但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韵味无穷，确实大有学问。集市上两个说书人说同样一段书，悬念迭出、活灵活现的那位通常门庭若市，平铺直叙、语言干巴的那位多半门可罗雀。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之所以不可取代，关键在它的语言魅力和讲述技巧。鲁迅小说可以反复阅读，唐诗宋词可以再三吟诵，因为每次诵读都会产生审美愉悦。而一部优秀小说翻译成外文却少人问津，很可能是译者只翻译了故事，把语言的韵味丢掉了。

　　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语言追求，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的功课。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准确、更传神，能够在一个新的用法里，让很普通的词焕发出它内在的光芒，达到能被人理解却不产生歧义的陌生化效果。如果你的故事够好，叙事的技巧高明，语言本身也非常有美感，那么你的小说就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还承担着一个特别重大的责任，就是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你想想鲁迅、老舍、朱自清……我们现代汉语就是在这些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基础上构建和丰富起来的，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现代汉语的基石。

　　“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

　　记者：正如鲁迅小说里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城”，你的小说里有一个永远的“高密东北乡”，从事创作几十年来，你不断把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讲给国内外读者，作家的“故乡”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那么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