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顾随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走上了讲坛，一生执教，传道、授业、解惑，整整40个冬春。在大学的讲堂上，他上自《诗经》、楚辞、《论语》《中庸》，中贯魏晋唐宋，一直讲到晚清的王静安，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诚的传承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父亲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相应地也是他师者形象最为光灿、在教坛上最负盛名的时期。弟子们都记得，无论是在燕京还是辅仁，只要顾随老师开讲，那教室座位间的走道上往往坐满了自搬椅凳前来听课的学生，甚至有人还坐在窗台上，热天就站在窗户外。弟子周汝昌曾难抑激情，以艺术化的语言描述着燕京大学课堂上的顾随老师：

　　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识告诉你们……顾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具有那样的魅力。

　　凡曾置身于先生讲座中者，无不神观飞越，臻于高层境界，灵智开通，如坐春风，如聆仙乐……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随先生之声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弟子叶嘉莹则从自己切身的体会，细密记述着在辅仁大学听顾随老师的讲课：

　　先生讲课则纯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

　　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与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即使是在任教时间较短的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父亲的讲课也有著名专家、学者吴晓铃、柳存仁、邓云乡诸先生的极高评赞。

　　然而时过境迁，后人无缘走进他的讲堂，亲聆他天花飘坠的说法。苍天护佑中国文脉，人世间有奇迹存在！父亲的传法弟子叶嘉莹，自1942年秋走进顾随老师讲授唐宋诗的课堂起，直到1948年3月春离开古都南下结婚，她在辅仁及中大等校，连续听老师的课达六年之久，而且每节课都做了类如记录仪一般详细的文字记录。老师的学问修养、精神境界、讲授艺术，一一记录在弟子的听课笔记上，共笔记本十册，笔记活页近一寸厚。这是中华文化史教育上弥足珍贵的一份历史文献资料。嘉莹先生的同班同学、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说，看这些笔记，“觉得就像录音一样，完全保存了顾先生原来的精神面貌”。

　　这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经过内容一次比一次拓展、文字一次比一次准确的数次整理，方才有了如今我们敢于大言“一字不落、精准全面、原汁原味”地据文献资料整理而成书的学术普及遗著《传学》。

　　手捧两巨册《传学》，回顾近40年来的工作进程，我禁不住心绪难平、感触丛生。

　　整理笔记是嘉莹先生深心筹划、亲自指导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而若回顾其缘起，还要再上推数年。

　　嘉莹先生自1948年离开古都南下结婚，不久即与老师失去了联系。此后时局变化，她辗转飘零，寄居海外。直到1974年，嘉莹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说，“30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并向老师呈上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研读业绩。待她到达北京之后，“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心中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这发愿便是日后开启整理老师听课笔记这一工程的缘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之时，嘉莹先生于1979年回国讲学，随即着手老师遗著的收集、编订。她本已从加拿大带回了自己留存的老师遗作、遗稿，后又寻访旧日师友，多方搜求、辑录，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三四十万字的篇幅。为了扩充、丰实老师第一种遗著的内容，这时她想到自己30多年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以汲取滋养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于是一个绝佳的方案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将这些笔记加以摘录、整理，编订为如同《论语》一样的语录式的说诗之作，那是可以与古代诸多“诗话”“词话”比肩并存的著述，庶可弥补老师遗稿毁损之憾。此著述以老师晚年名号定名为《驼庵诗话》。1982年新春甫过，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她自加拿大带回来整整齐齐的八册老师讲诗词的笔记本。这项工程旋即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