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小学生研究癌症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后有神童一天作诗2000首,“别人家的孩子”还真是能不断带给人们惊喜和惊吓。“自古英雄出少年”,可神童未必真神通,即便有前车之鉴,仍难抑制一代代家长造星封神的冲动。

　　在古代,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一个孩子如果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就是神童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历代神童各不同

　　纵观历史上的神童就会发现,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神童评价标准。

　　甘罗是战国时代秦国人,系名臣甘茂的孙子。《史记·甘茂列传》记载,甘茂去世时,甘罗才12岁。当秦始皇开疆扩土的时候,吕不韦希望张唐去燕国为相,但劝说未果。小小的甘罗不仅成功地游说了张唐,而且单独出使赵国。

　　结果是,赵王听从了甘罗的建议,将5座城白送给秦国。后来赵国对燕国用兵,拿下燕国36城,把其中的11座献给了秦国。也就是说,甘罗光靠动嘴皮子,就不费吹灰之力让秦国得了16座城。

　　这个套路倒是很有战国特色。回国之后,甘罗一夜成名,并被封为上卿。后世据此说甘罗12岁为秦相,其实上卿只是一种爵位,手中没有实权,倒是甘罗的祖父甘茂,确实担任过左丞相。后来的甘罗,似乎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甚至音讯全无,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

　　就连已知的事迹,所注的水分也不少。构成甘罗故事的基本要件,如秦国主动送还燕太子丹、赵国攻下燕国赠给秦国11城等并非事实。甘罗的神童之路,显然经过了人工包装。这个神童的出现,其实有纵横家们为自己涂脂抹粉、壮大声威的成分。

　　汉代的神童则是另一种面貌。当时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取得了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上确立起来。在汉代,孝父母、悌兄长成为人们衡量神童的重要标准,典型的案例是孔融让梨。

　　按说在兄弟们中间让个梨,去名士家里串个门,也算不上多大点儿事,可偏偏人家孔融出身不凡。孔家是世家大族,他爷爷是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自己又顶着孔子后裔的光环,所以有点小成绩就被载入了史册。

　　孔融让梨或许只是个偶然事件,但为何故事能广泛流传呢?汉代选官还没有科举考试,而是采用“征辟察举”,也就是依赖政学两界名人们的推荐。一个人声望越大,就越有机会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举做官的机会。让孩子成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乡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视线之中,对社会资源丰富的世家大族来说并非难事。翻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有大量的人物弱冠之年就已“知名州郡”,做法跟孔融是一样的。

　　如果说汉代的神童更多地体现了儒家文化对道德的推崇,那么唐代的神童则是儒家思想以文学为载体,重视文学的产物。能为文作诗,成为此后千年间神童的“标配”。

　　唐代骆宾王“尤妙于五言诗”,其幼年所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诗,大概是史上最有名的神童诗了。不过,放在唐宋,擅长为文作诗的神童太多了,骆宾王这两把刷子只能算是“低配”。杨炯、张九龄年幼都能文；王禹偁九岁能文,李百药、晏殊七岁属文,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令狐楚五岁能为词章；权德舆四岁能属诗,十五岁为文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

　　还有记忆力、理解力超强的神童。与骆宾王同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十余岁就学《仓颉》《尔雅》、经史；唐中宗的宰相韦温,七岁时一天可以读《诗经》一卷；砸缸的那个司马光,七岁可以讲解《左氏春秋》；黄庭坚更厉害,年幼时所读之书无不通晓。

　　办给神童的科举

　　《三字经》有云:“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意思是他七岁的时候通过考试,被朝廷“认证”为“神童”,这个“神童”也进了《三字经》。

　　家长重视早教,想培养出神童,古代科举考试还专设“童子科”,对神童进行选拔重用。童子科萌芽于汉代。那时凡是12岁以下、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一旦被授予童子郎,即可为官。童子郎特别注重考查儿童的孝悌廉让之德,同时也要求儿童能背诵一定的经学内容。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成为人才选拔常态,专门面向儿童的童子科也得以制度化。唐代童子科面向的对象为年幼、聪慧的童子。报考的年龄限定前后有所变化,唐初规定为10岁以下,宣宗大中十年(856年),又将年龄限制在12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