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极大改变自身的同时参与重塑世界秩序，必定导致知识生产和流动方式的改变，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也必然随之大为拓展。因应历史要求，中国学人应担负起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一

　　何谓“中国知识体系”？此处的“知识”，不能如西方知识论那样，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知识”。最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知识”，从学科形态而言，主要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虽然其具体历史形态受到自然知识的影响，并通过特定时代的哲学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发生，但中国知识体系主要涉及社会知识，其对象、内容及其与主体意志的关系，还有获取的方法路径，都与单纯的自然知识有重大区别。

　　“中国知识”不是一般的社会知识，有其具体规定性。所谓“中国知识”，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社会结构分析和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的总体性认知。它们既可以被分别研究，成为分科之学的对象，又互相渗透绾合为一体。“中国知识”属于人类的社会知识，因此有其普遍性。然而，世界多种文化并存，人们生活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不同国家、文化之中的社会知识受到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都有地方性和民族特征。因此，“中国知识”从内容说，主要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真理性认识，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综合；从认识主体说，它不是外部观察者将中国作为“他者”形成的认知成果，也不是中国人模仿外部观察者形成的认知结果，而是在认识主体上具有中国属性的知识。当然，“中国知识”不排斥外部世界的贡献，但相比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那是第二位的，是需要通过批判性的活动，将一种来自外部视角的认知消化融合进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的知识。因此，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则要回答“何谓中国”，尤其是“何谓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将如何发展”。总之，中国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知识”又是“中国底知识”。由于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认知，又集中体现民众的文化认同心理，可以为国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选项，同时也对外全面展现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二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之所以要重视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因为中国知识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分别表现为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这些具体形态内在地提出了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受知识生产的制约，它们是一时代知识总体的分别呈现，因而通常会随着知识形态的变迁而变迁。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中国知识体系是“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用”。体立则用明，无其体则无其用。无无用之体，无其用则体亦弗显。一时代一民族的知识体系，又是随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得以真正完善的。那些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经过理性自觉和系统反思，被中国民众接受，又在传播过程中内化为民族心理，因而构成本民族的自我意识，本质上是具有历史文化主体性的知识。

　　无论是学术体系还是学科体系，都是相关分门别类的知识之理性表达，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内容，因而依托于又受制于一个时代本民族的总体知识水平和认知视野。而话语体系作为一个交往/论争的平台，特别显示出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知识/权力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后发国家缺少话语权，大多与其知识的世界图景有待拓展有关。在理性的社会交往中，话语权要建立在真知灼见基础上，没有独特的具有说服力的知识，很难有真正而持久的话语权，难以建立真正对等的交往。在国际关系中，道理同样如此。当中国不仅富强起来，而且能将我们的历史、社会和当代实践的真理性认识形成为一个融贯的系统性知识的时候，表达中国经验或中国方案的中国话语将产生改变世界秩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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