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行走东西古今，为大众著书写史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学贯中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许倬云与小姑妈、八弟及凌弟在沙市江边(1937)。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求学时期的许倬云。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留影。

许倬云夫妇于匹城住宅(1977)。

许倬云家庭合影(1969)。

　　对许多人来说，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

　　为何许倬云会为大众写历史普及著作？这跟他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联系？事实上，许倬云的严肃学术著作和通俗历史著作中的问题意识和所使用的视角是相通的。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通过梳理他的学思历程，我们能从中找到日后他学术研究和介入社会的蛛丝马迹。

　　抗战的经历

　　浸染出成长底色

　　在采访许倬云的那期《十三邀》里，有一处感人的段落：当许倬云聊到抗战时期的经历，他眼里忍不住泛红，声音变得沙哑。妻子孙曼丽赶紧过来打圆场，帮他擦眼泪：“一谈打仗他就会哭得稀里糊涂。”就像好的编剧在设计人物时，都会精心设计该人物童年经历的大事，这些事会深刻影响人物的性格、观念甚至潜意识里的欲望，是人物成长的底色。抗战之于许倬云就是这样的大事。

　　抗战时，许倬云的父亲是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年幼的许倬云跟着父亲到处奔波，深入中国内陆农村的百姓生活，得以看到富庶的江南未看到过的景象：贫苦百姓日常如何劳作、如何接待战争难民，当然，还少不了饥饿和恐慌。

　　抗战开始时许倬云才七岁。由于天生残疾，他还不能站立，直到十三岁才能拄拐走路。正因为行动不便，许倬云经常被摆在农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静静地旁观这个世界。历史学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也正因这段经历，许倬云对中国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兴趣。

　　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

　　抗战期间，许倬云父亲在湖南、湖北、河南和安徽组织运输网，这也许让许倬云很早就认识到道路和交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在后来对中华文明的思考和写作中，许倬云不断强调道路的意义：由于无内海，中国需发展庞大的道路体系，以聚合如此庞大的国家。与水运相比，陆路的道路体系能将各个部分更长久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

　　这也是中国为何总趋向大一统而西方的统一难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倬云提出，罗马帝国的海路使得帝国易合易散。汉朝虽然结合起来难，但一旦形成具体而持久的联系，整体就不易分散，所以有分久必合的说法。中国文化恰恰也随着道路的延伸而扩展。汉代在边区的治理，设的不是郡县而是“道”，代表开拓的路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都体现出道路的重要性。许倬云总结说，“道”有其抽象意义，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都从“道路”衍生出来。由于中国地处大陆，道路文化源远流长。因此，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大河的文化，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