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无疑是先秦各家争鸣议题中极为重要却又众说纷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中儒家最为强调君子的内涵价值，《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提到“君子”一词多达上百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对君子内涵的认知却出现了“君子讷言”与“君子必辩”这两种似乎截然相悖的观点。

　　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敏行成为孔子言论观中最为经典的论点之一，谢良佐解释道：“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孔子还多次在不同语境下提到“讷言”的问题。孔子崇尚少说多做，尤其重视慎言，反对巧言，比如“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将“讷言”与仁德紧密联系，表明对讷言的明确态度。综观孔子对“君子讷言”的态度，大致可以总结出三个观点：

　　一是从言的本体出发，指出君子讷言的必要性。孔子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由于君子的言语能够直接反映自身的修为，所以讷言在这里就有两层意涵，一则意味着言说须谨慎，二则意味着言说须立诚，与《易传》“修辞立其诚”的观点一以贯之，并影响到后世文学、美学理论的发展成熟。孔子不但要求君子自身须“讷言”，而且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就从敬畏圣人之言的角度，反过来强调君子“讷言”的必要性。

　　二是将言与行结合，指出君子讷言的目的性。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在于强调君子在学习上要行事勤劳敏捷，言说谨慎小心。孔子强调行先言后，将言行合宜与否视为做君子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所以当子贡问什么是君子时，孔子回答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不仅要求君子言说要有目的性，还强调言说有可操作性，达到言出必行。这和《礼记》中的“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礼记·缁衣》)等观点一气贯通。

　　三是将言与礼结合，指出君子讷言的合理性。孔子认为言说的内容、时机都需要符合礼的要求，都是君子养成的重要内容。比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指不合礼仪的事不可以言说，将是否合乎礼作为言说内容的标准。从言说的时机来说，孔子认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侍奉君王时，该言说的时候就要直言不讳，不该言说的时候就要保持沉默，言说要注意时机，也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

　　进入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一改春秋时期较为温和的传道态度，进而采用更为激进的话语方式。名家、墨家、纵横家等学派从各自所属的利益集团诉求出发开展论辩，进而影响到本来遵循“讷言”传道方式的儒家。墨子直接向儒家发难：“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墨子的这番论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逻辑上讽刺并否定了当时儒者以古为尊、故步自封的论点，从而客观上通过论辩使得君子的含义得到丰富。

　　此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无疑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被称为“好辩”，孟子的时代“圣王不作，……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从孔子继承而来的儒家学说在战国纷争时显示出式微之态，孟子为了儒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改变孔子的传道方式，转而以铺陈推演的比喻和雄辩为儒家争得一方利益。故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也从言说的角度描述君子：“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所谓言近而指远，虽依然能看出孟子对孔子“巧言乱德”观念的承袭，但已肯定君子言说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