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西方文明比较，既能使中国与西方世界深刻地认识对方，准确地认识自己；更能淬炼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了“先秦政治与希腊城邦政治比较研究”、“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魏晋隋唐民族融合与欧洲蛮族入侵比较研究”等12个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组织专家学者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

　　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较系列丛书作了第一篇序《战国与希腊》。在此摘录编发，以飨读者。

　　(一)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现代文明中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战国与古希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地。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7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同结果，这因为不同的文明根性。

　　(二)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了书满秦法的“睡虎地秦简”。在一堆法家书简中竟发现一篇充满儒家精神的官吏培训教材《为吏之道》：“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这并非孤例。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也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后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

　　不仅秦国，其他六国也一样。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交织，刑德同用，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各国政治观念的底线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对整体“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人们只注重百家争鸣的“争”，却往往忽视了它的“融”。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诸子百家思想融合的宗旨就是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层级秩序。极端强调自由的道家也如此，老子的“小国寡民”之上还有“天下”与“天下王”；庄子也强调“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战国成为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而是天下消化了秦。

　　(三)

　　战国最后50年。志士谋臣们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领袖，就是战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