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秉具诗性气质的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在“诗意中栖居”的民族。迄今最早见于记载的诗歌源于上古时期，即“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从那时起，诗歌承载着上古先民丰富的精神情感和繁杂的生活劳作，诗歌以唱诵、歌舞等多种方式融入先民生活，并逐渐衍生为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乃至文化形态，开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诗歌传统。

　　从艺术起源视角追溯，中国诗歌“感物而动”(《礼记·乐记》)的创作原理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相契合，体现了诗性民族以“人化自然”为特征的审美理想追求，也多维度展现了中国人对自然和现实的感受方式，其中优秀的诗篇不乏深邃的哲学内涵。长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超越了文学与艺术的局限，关涉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它从一开始就重视个人情感、人文情怀，关注现实生活，在以“诗言志”为核心诗学的理论系统中，“志”包含广博的精神世界与繁杂的人生经验，以及不同个体内心所想所感。闻一多曾将“志”解释为：“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歌与诗》)前两点并无太多歧义，至于“怀抱”，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不同诗人可阐释的方向尤为丰富。

　　纵观几千年中国诗歌发展史，诗歌的“记忆”和“记录”功能并不乏见，以抒写“怀抱”为特征的抒情诗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佳作涌现。如果我们略加审视那些经过历史淘洗而沉淀下来的经典名篇，会发现一个并不新奇但比较普遍的艺术品格，即它们多是将“记忆”和“记录”融会于“怀抱”之中或曰“怀抱”涵摄了“记忆”和“记录”的诗作，换而言之，脱离了“怀抱”，单纯的“记忆”或“记录”无法架构起撼动人心的经典诗作的骨骼。

　　以具体诗作为例，对安史之乱记录最切入人心的首推杜甫的“三吏三别”，但是当后人读罢“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而感思战争的残酷之余，真正撼动心扉的却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春望》时，诗人亲历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目凄凉，因而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感怀，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胸怀，浸透着个体民胞物与的精神，这也是杜诗的“怀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李清照南渡后对国破家亡、孀居之苦的切身感受，无尽的悲惨孤寂却不落于小我的牢骚抱怨之琐碎，蕴蓄着家国忧叹，浓缩了诗人流离失所的现实遭遇。有“千古词帝”之称的李煜，在其众多词作中经久传诵的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的后期词多从具体可感的个体形象出发，倾吐身世家国之痛，摆脱了花间樽前曼声吟唱的艳情之风，兼有刚柔之美，拓展了词言怀述志的狭隘空间，对后来豪放派词也有影响，后人常常把他定格在亡国之君而忽略了诗词中幽深的“怀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开篇记录了元宵节车水马龙热闹缤纷的现场，这些无非是为了反衬一个超群脱俗、宁静淡泊的女性形象，她的出现点亮了千百年来上元节所有的灯，千古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恰恰寄寓了孤高的作者在政治失意屡次被贬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后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引借这一句形容立业治学的最高境界。对美好女性或理想爱情的追慕与其笔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或“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构成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呼应，命运多劫、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把他的爱国信念、对民族命运的忧患，通过不同形式把“怀抱”寄予在诗词里。再看百年来新诗名篇，面对民族灾难，那些经典不衰的诗作留给历史怎样的回响：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冯至的“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穆旦的“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郑敏的“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欧阳江河的“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她的手拒绝了人类”，以及“离去的重新归来/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这些经典诗句穿越了时空，至今仍直击人心，无一例外它们来源于有“怀抱”的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诗人崇高深切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幽深的情思、在场的生命感悟，同时从诗艺层面表达了他们对诗歌文学样式的特殊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