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海潮

　　1291年初，马可·波罗从泉州启程，结束在中国16年的生活。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他卷入与热那亚的战争，在被俘入狱期间写了那部游记；1575年，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报告说，“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China)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Cathay)”。

　　“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200多年。”张国刚说，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东方之前的200多年，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于今是非常时期，福州鹿森书店在线上“聚拢”了不少书友，一起“用方言诵读诗词”，了解福州传统习俗中的“送瘟神”，或与名家“面对面”，聆听新知……4月3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鹿森书店线上讲座发声，带来“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读《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的主题分享，为当下的现实关怀提供历史的思考。

　　传教士来了

　　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占得先机？

　　张国刚给出两个层面的解答：从地缘政治来讲，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而中亚、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遂使得马可·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客观上也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从而发现新世界。

　　此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知识，基本依据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地理学》中的引述，认为只有取道陆路才能到达丝国(中国)。而马可·波罗则表明，亚洲大陆的东部并非封闭的水域，而是海岸的边缘。他本人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欧洲的，途中还在东南亚地区逗留数月。

　　就内在动因而言，这与欧洲信奉的“保教权”密切相关。所谓“保教权”，是指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成为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根据”。

　　葡萄牙是西欧小国，却在大航海时代率先闯进亚洲。一大原因是，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便可到达印度，获得黄金与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葡、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于1494年签署《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以“保教权”为借口，一个往东，一个向西，开疆殖民。

　　这群被明人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殖民者，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定居点。葡人初来广州挑衅，即被明朝官军痛击。如此这般，何以让他们还有空可钻？《明史·佛郎机传》透露一个秘密，原来“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地方官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用外贸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进口货物征税)来获取的，“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

　　就这样，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特殊”政策的混杂作用下，葡萄牙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网络，这可是当时最长的国际贸易航线，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缺口，利玛窦等人无不是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的。

　　丝绸之路的形成，离不开东西方各自世界观念的最初萌发。以往就中国的“天下观”这一话题，国人谈得较多，或单提“西学东渐”如何怎样。殊不知，“东”与“西”观念的逐渐形成，源于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观彼此塑造着对方的形象。这种互动，在近代前夜的传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女媧与夏娃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向欧洲介绍了汉字，说汉字很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初来广东，一踏上中国大陆，碰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如何向中国人讲清楚“God”这一人格神，该用汉语中哪个术语表达，而不至于走样？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出了一本书名《字汇》的字典，首创汉字按笔画多少排列部首和单字检字法，用起来十分方便。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记载，在明末清初，《字汇》是一部很通行的字典。荷兰人号称17世纪“海上马车夫”，在东方做生意时，获得这样一部书并不难。在今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库中，有一部《字汇》还保存完好，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657年—1713年)王家图书馆藏品。腓特烈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热衷发展东方贸易，并通过荷兰人弄来一批中文图书，其中就包括《字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