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

　　唐诗中的休戚与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出自《诗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郎》。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还有“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天台立本无情隔，一树花开两地芳”等诗句，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  

　　中日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唐代是诗歌盛世，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仿照长安所建，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公卿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在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日本长屋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记载：“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鉴真从743年开始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引起轰动。他双目失明，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鉴真圆寂后，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伤大和上》中悲叹：“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鉴真圆寂后，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无明”之人获得了“光明”，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从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伤大和上》中有“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两句，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这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表达了。

　　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阿倍仲麻吕(698—770)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改名晁衡。他爱慕中国之风，在大唐进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授与左补阙等要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751年，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临别前，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两句，可谓推心置腹之语。字面意为：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晁衡在长安多年，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若不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王维知其心意，所以用“乡树扶桑外”来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国，看看日本的树木，不也和中国一样吗？

　　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留恋，作诗《衔命还国作》，其中“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两句便与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相呼应。“蓬莱”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与“若木”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国在日本的西边，“若木故园林”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