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与瘟疫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无论是瘟疫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之际还是当它销声匿迹之时，它都与文学的发展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息息相关。虽然它们之间的这一层关联在瘟疫偃旗息鼓时常常被人遗忘，但是随着近来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级为一次全球性危机，这两者间的关联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1、黑死病下的呐喊

　　历史上，瘟疫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为它们提供了写作背景和创作灵感。

　　1347年至1353年期间席卷全欧洲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据估算，它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超过7500万人死亡，部分疫情重灾区的死亡率甚至在80%到90%之间。提起黑死病，总会让人想到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塑。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文化中，圣塞巴斯蒂安是瘟疫受害者的守护者。正如美国作家约翰·凯利在《大型死亡：黑死病的历史》中所言，“对于(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来说，瘟疫是造物主的惩罚”。传说中，每当瘟疫即将降临，圣塞巴斯蒂安都会为世人祈祷，保佑正直之人免受瘟疫的惩罚。而圣塞巴斯蒂安也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青睐，成为众多欧洲画家勾勒笔触下的男主角。在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埃尔·格列柯和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圣塞巴斯蒂安伟岸的身躯和他身上插着的象征着瘟疫的箭矢。箭矢似乎将艺术世界与瘟疫联系在一起，对原本不可言喻的瘟疫进行了视觉化呈现。

　　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也许是关于“黑死病”最为人熟知的文学作品。薄伽丘的故乡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黑死病横行的日子里，佛罗伦萨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大约80%的居民不幸感染离世。作为疫情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薄伽丘以疫情为背景，写下了《十日谈》，叙述了七女三男在佛罗伦萨郊外隔离的十天内讲述的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多数是一些诙谐幽默、下里巴人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甚至是粗俗的段子。但是，正是这种自隔离点内散发出的世俗气息，表现了薄伽丘对于生命的认识，特别是在人类受到瘟疫威胁的大背景下。在书中，薄伽丘写道，“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延续、保护和捍卫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薄伽丘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他面对瘟疫残忍地熄灭生命之光时的倾力呐喊。同时，他的话也可以作为其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叙事功能的理解，即文学可以充当缓解人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镇痛剂。在薄伽丘看来，生命终将逝去，瘟疫也许永不会消失，但唯有文学可以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延续、保护和捍卫人类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类炫耀着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薄伽丘的“呐喊”则是人类文明面对挑战时吹响的反击号角。

　　2、伦敦大瘟疫中的恐慌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曾在为伦敦城书写的传记《伦敦传》中，记录了众多英国作家对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伦敦的淋巴腺鼠疫疫情(也常被称为“伦敦大瘟疫”)做出的回应。

　　自从伦敦开埠以来，它似乎就与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伦敦城，规划混乱，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是细菌和病毒滋生的“培养皿”。早在1600年，托马斯·纳什就曾感慨“自冬天以来”的“瘟疫和灾祸”使“伦敦让人悲伤，兰贝斯一片荒凉，生意人悲叹，人生出世就是一场受苦受难”。纳什话中的“苦难”与“悲伤”似乎预示了六十多年后发生在伦敦的悲剧以及弥漫在人们心中的绝望情绪。据统计，这场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夺去了超过8万伦敦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五分之一的伦敦居民在此次疫情中丧生。

　　当大瘟疫自圣贾尔斯地区爆发时，丹尼尔·笛福正值垂髫之年。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笛福知晓当时的民生百态和患者疾苦，并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其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中不时地流露出对瘟疫的恐惧。当笛福回顾伦敦大瘟疫时，他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他所生活的伦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烧和伤寒”的“撕裂”。根据阿克罗伊德的记述，笛福笔下的伦敦变成了“活生生、受煎迫的生灵，而不是威斯坦·休·奥登诗里所谓的‘抽象的市民空间’。伦敦备受‘高烧’煎熬，‘泪流满面’。其‘容颜顿改’，‘蒸气和烟气’在街巷盘绕，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这座城逐渐使人们“完全陷入绝望”，使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摆脱周遭痛苦，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笛福的记叙中，一些伦敦市民“返投迷信”，被先知、解梦者、算命人、占星师、江湖郎中甚至巫师吓得“魂飞魄散”，骗得倾家荡产。他们病急乱投医，购买“护身符”，冲到街上忏悔，做出各种后世之人视为疯狂而荒谬的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笛福评论道，“在当时，伦敦人的古怪脾性，极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灭亡”。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人性中隐匿的那一份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