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曾用大量篇幅控诉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学界和广大读者却对老舍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亲切的感情。据调查，在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过程中，日本是译介最早、译本种类最全、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就中日文学关系来讲，除鲁迅先生外，老舍是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首批研究对象的人。”现在，让我们沿着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去探寻和感受老舍作品在流布日本过程中那直击人心的力量。  

　　前文已述，日本是海外第一个译介老舍作品的国家。1939年，猪俣庄八首次将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译成日文。此后三年，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40)、长篇小说《赵子曰》(1941)和《牛天赐传》(1942)相继被翻译出版。

　　1943年，东京新潮社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该小说的译者叫竹中伸，当时是一名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翻译。竹中伸对《骆驼祥子》推崇备至，认为该小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形态，纵横挥舞起了锋利的手术刀。其原文行文流畅而华美、描绘精致，实在是世界一流小说。”但总的来说，由于战争的影响，老舍的上述小说在当时并未引起普通读者的注意。

　　老舍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有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前半期，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思潮中。1951年，《四世同堂》由铃木择郎等4人合译出版，旋即在日本刮起了一股“老舍旋风”。这是因为，《四世同堂》描写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命运和对侵略者的英勇抗争，为日本人民的反省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资料。小说家阿部知二谈及对《四世同堂》的感受时曾说：“每当读到有关日本兵的罪恶时，就沉入一种锥心般的痛苦中，感叹不已。”以《四世同堂》日译本的出版为契机，在之后的1954年—1955年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日本几乎编译出版了老舍先生的全部重要作品，形成了老舍作品在日本传播的第一次热潮。

　　这一时期，老舍先生的另一部代表作《骆驼祥子》被改编成名为《一个名叫骆驼的人》的广播剧在东京电台广播，使得祥子、小福子的名字家喻户晓。翻译过《老舍作品集》的冈本隆三曾谈到，他在东京的一家关东煮饭馆听到过老板娘关于小福子(《骆驼祥子》中的人物)的谈话。她说自己的心灵深处也住着一个小福子，这令冈本非常吃惊，没想到《骆驼祥子》的影响如此之大，已经浸透到了普通日本人的心中。

　　《骆驼祥子》在日本的传播，助推了之后的学界相关研究。北浦藤郎认为《骆驼祥子》生动地展现了处于革命前夜的中国社会黑暗的世间百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尽管书中并没有《红岩》那样的(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果敢的斗争，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场面；但给读者这样一种预感：(弥漫在小说中的)那种沉闷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破坏并烧尽世间的所有。”对《骆驼祥子》中展现出的高度的艺术性，他也非常欣赏，感叹地说：“车夫祥子被描写得活灵活现，手足的动作、奔跑的律动感、甚至连体臭都能感受得到，一切恍若眼前。”应该说，北浦藤郎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次热潮发生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老舍作品在日本的传播迎来新契机。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华民族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对老舍作品的译介活动也随之再次出现热潮。如《骆驼祥子》就有7种以上译本。1981年—1982年，《老舍小说全集》日译本出版。该系列丛书共10卷，几乎囊括了老舍先生的全部重要小说。1983年9月，话剧《茶馆》赴日演出时，曾在25天时间里演出23场，观众达3万多人，轰动全日本。一位老人看了《茶馆》后，激动地说：“看到卖孩子和王利发上吊的时候，我流了泪，因为我们日本人也同样有卖儿女的经历。”

　　随着译介的广泛展开，对老舍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呈现出新局面。1984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老舍研究组织——全日本老舍研究会在名古屋成立(我国的老舍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该会以日本学者一贯的重事实考据、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多次组团来华考察，甚至沿着祥子拉洋车走过的大街小巷，重走了一遍“祥子之路”。

　　学界普遍认为，老舍作品在日本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和学界认可，是因为作品中描写凡人小事悲欢离合的“庶民性”满足了日本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散发着市井气息、幽默中透着酸楚的语言风格投合了日本读者的语言趣味；老舍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谦逊平和的风度为日本学界所感佩。作家水上勉曾在纪念老舍先生的文章《蟋蟀葫芦》中回忆说：“他完全不像个大作家，莫如说更像我的叔父——一位乡村校长。”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可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