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

　　本报记者 路艳霞

　　今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武汉将正式迎来解禁的日子。这段时间，武汉大学教授、文化史名家冯天瑜驻足武汉家中，他静心阅读、思考，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日前，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封城”期间冯先生读什么书？

　　冯天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七十余年所仅见。而疫情及抗疫之战又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所谓忧患启哲思。机缘巧合，此间我正在修订新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三个月来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了中外典籍，涉猎《诗经》《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明夷待访录》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罗马家俱乐部》《寂静的春天》等篇什，形成“大疫期间议生态”“上医医国”“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勿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

　　记者：您说阅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不少体悟，能谈谈吗？

　　冯天瑜：浏览唐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确有入山探宝的感觉，书中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是：“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出典《国语·晋语》对“上医医国”题旨有具体铺陈：上等医生不仅为人疗疾，还应医治国家的病患。近人孙中山、鲁迅、契诃夫等是医国之上医；今次悲壮的抗疫之战中，涌现钟南山等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这些古今“上医”值得我们效法。

　　记者：您读古近史籍，引出《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二题，很有意思。

　　冯天瑜：《左传》载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抗日战争史著载卢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壮举，联想到这次抗疫民营企业家的卓异表现，对商人的历史功能有进一步认识。古今史事有助于我们走出“重本抑末”、贬斥商人的故套，并使近年一度出现的“民企下课”论调不攻自破。

　　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历史的具体演进将许多经典道理实实在在地展开，教训不言自明。读《诗经·国风》《左传》《战国策·齐策》，引出《“采风”与“诗谏”》一题，领悟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诚哉斯言。

　　我阅读关于生态问题的域外典籍，如《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寂静的春天》等，对文化生态问题有新的体会。

　　记者：3月中旬以来，北京阅读季、深圳读书月两大阅读推广品牌联手，推出“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名家线上分享活动。您抱病在线上作近两小时讲座，有京、深两地上百个书店、读书会的微信读者群同步收听，反响热烈。您对这一读书活动有何评价？

　　冯天瑜：这种由出版界、图书界组织的活动，用互联网把学者与读者联系起来，就同一主题、同一组典籍展开研讨，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使读书活动向深广度拓展。我听杨天石先生的讲座，内容精当、新颖，与读者的讨论也生动多趣。这样的读书活动持续下去，必有可观成效。

　　记者：在武汉封城前一周，冯先生拿到近年撰写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近日还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可见，这次疫情对您的文化生态研究有新的启发。

　　冯天瑜：的确如此。近代武汉有过两次封城，一是太平军进攻时清方封武昌城，二是北伐战争时吴佩孚北洋军封武昌城。但这两次军事性封城规模有限(仅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月23日武汉三镇封城，一座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因生态问题封城两个多月，堪称史无前例。这使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有了新的认识，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题旨因此得以深化。

　　从1980年开始，我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年来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生平记述，决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1990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上编“中华文化生态”即论此。以后又在几种论著中继续讨论文化生态，但始终意犹未尽。

　　近几年我得两场大病，数度垂危，抢救过来后，觉得来日无多，要抓紧深究此题，至2019年下半年，草成《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考析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因为我认为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是“天人”与“人文”的结合。而修订校样之际，恰逢封城抗疫，风云际会，引得浮想联翩，书稿中留下此类心印，待日后书出，请诸君批评指正。

　　记者：您长期生活在武汉，又是这次疫情亲历者，您对以后武汉的重振复兴有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