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疫病一直与人类文明如影相随。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称：“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周礼·天官冢宰》载：“四时皆有疠疾”。疫情横行之际，百姓深受其苦。然而，无论疫情如何肆虐，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低头和退缩，而是奋起抗争，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灾疫侵袭，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耕田地，繁衍人口，繁荣商贸，振兴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坚韧、博大深邃的智慧，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与历代不断完善的抗疫举措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历代法典均明确疫情为大事，将抗疫表现纳入职官考课

　　疫情关乎百姓安危，影响国家税赋收入，因此，历代在立法时都将疫情奏报列为国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据实上报，各地驿站不得拒绝和延误。唐令规定，呈报疫情的官文书须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误者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时要求地方官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杜绝瞒报漏报，以确保朝廷准确掌握受灾情况。《大明律·户律·田宅》“检踏灾伤田粮”条规定地方官对一应灾伤田粮，应亲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隐瞒，通同作弊，须负相应刑责。

　　为督励各级官员全力抗疫，朝廷不仅派遣监察御史等钦差巡视、指导，而且将地方官的抗疫表现列入考课。对于因私废公、借机虐民、慵懒畏避的恶吏，一律依法严惩；对于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贤吏，则及时褒扬，以示奖优汰劣，赏罚分明。法律特别注重对上官的考课，只有上官勇于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御史李实巡抚湖广期间擅作威福，对人民饥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责，被朝廷撤换。这一严治上官的举措，使地方震动，纪纲为之一振。

　　历代法典还载有专条，打击谣言，稳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设有“禁止巫师邪术”条和“造妖书妖言”条，明确了对制造及传播妖术、谣言等行为的刑事制裁，尤其规定，利用“谶纬、妖书、妖言”惑乱人心者，处以死刑。

　　官府和民间协力抗疫，共克时艰

　　除了法典规定，皇帝在疫情暴发时，也严令各级官吏施行仁政，安抚民生。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颁布《宽恤事宜》，专门强调赈恤百姓和收葬遗尸：“水旱灾伤去处，如遇饥民缺食，有司加意抚恤赈济，逃民招抚复业，免其粮差三年，及各处地方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严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积极抗疫，实施开仓济民、差医治疗、建立义冢、收养遗孤等一系列措施。为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后，多立足本地实际，向朝廷奏请免除或缓征税赋。

　　在抗疫过程中，各地的士绅乡贤也尽力给予协助。清乾隆帝曾谕群臣：“从来救荒无奇策，富户能出资赈粜，足以助官赈之所不及，于闾阎殊有裨益。”士绅乡贤在购置治疫药材、施粥接济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弥补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为官府抗疫与民间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减少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受疫情影响的社会秩序也得以尽快恢复。

　　加强疫情预防的制度建设，总结经验，防患未然

　　经过长时间的抗争和对疫情的深入了解，历代除了在疫情暴发时组织力量，积极应对，也注意通过医药管理、医书刊印、仓储设置、司法审判等制度建设，加强疫情预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结合、多措并举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汉以后，中央陆续建立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尚药局等医疗卫生与医药管理机构，遇地方疾疫流行，遣医官分而治之。西晋出现了专门性的医疗及医药管理法规《医药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为明确具体的《医疾令》，无论医官、医士的培养、选拔、考试、差派、考核、升赏，还是医药的采购、存储等，均有详细规定。明代颁布惠民药局之令，在各府州县遍设惠民药局，拨付公帑购置药材，每逢疫情暴发，凡军民之贫而病者，皆由医官治疗并发给药物；还在各地开办医学，培养医生。清代承袭明制，普遍建立地方药局，选择良医，尽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