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思念官” 每个人都终将面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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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说,4月是残忍的季节,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体认到这一点。清明节是悲伤的季节,也是人们和逝去的亲友进行交流的时刻。通过每年一次的扫墓仪式,活着的人不得不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

  死亡只对活着的人有意义。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都在试图理解和消化亲人的离世带来的震撼和悲伤。它首先是一个“表达”的难题。人们会为了死亡而哭泣,这是因为语言在这个时候已经无能为力。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妻子去世后,就很怕别人问他这个问题。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刚果籍的邮递员,这人只能讲法语,之前老给他们家投递信件,在巴恩斯妻子去世前一两年负责别的区域了。这位邮递员和他寒暄,然后问道:“夫人可好?”这对巴恩斯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不得不用法语回答:“夫人去世了。”他体会到用法语表达妻子去世这一事实的悲痛。

  还有一次是深夜打出租车,快到家的时候,司机很自然地、由衷地问了一句:“您妻子,一定睡着了吧?”一阵噎人的静默后,巴恩斯给出了唯一能找到的回答:“希望如此。”  

  巴恩斯挚爱自己的妻子帕特·凯伐纳。除了“夫妻”这一层关系,凯伐纳还是巴恩斯很多作品的促成者和见证者,身为一个著名的出版经纪人,凯伐纳和巴恩斯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也拥有很多共同的朋友。2008年,凯伐纳因病去世,巴恩斯陷入了悲痛之中,4年之后,他写了一本《生命的层级》(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来追忆自己的妻子。

  凯伐纳从查出患病到去世,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巴恩斯每天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相当长时间,他都无法接受妻子已经去世的事实。他对死亡的定义是这样的:“在某个节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人迟早会被命运夺走,而被夺走的总是大于原先的总和。”这在数学上不正确,但是在感情上却是成立的。

  如何从妻子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是巴恩斯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这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一种冷漠的、也必然招致他反感的方式提出的“问题”。他并不想从这一悲痛中走出来,事实上,他对死亡的思考,最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有多爱她,失去她带来的悲痛就会越沉重,人应该“享受”“品味”这种悲痛,并且以这样的姿态来度过余生。

  巴恩斯提出了一个“首席思念官”的概念。妻子去世后,他的职务就是“首席思念官”,这是使命,也是爱她的方式。如果妻子曾经活过,那就一定还活在他的心中。“无论动与静,我都在思念她”。

  作为一个“使命”,巴恩斯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充满愤怒,没办法理解妻子去世后的世界,也无法和两人共同的朋友相处。巴恩斯希望,朋友们能够正常地、坦然地谈论妻子的去世,但是朋友们却因为怕他难过,避而不谈。甚至是当他主动提及自己妻子的时候,朋友们还是躲闪,这让他愤怒不已。他发现,尽管妻子已经不在,但是他仍然在按照两人一起的方式思考和生活。过去,他曾经假设遇到不幸之后,自己会通过徒步法国的方式来“走出不幸”,但是在不幸真的来临时,他却只能每天苦苦地待在家里,靠看电视直播的球赛来打发时间。

  接下来,是克服自杀的可能性。他一度想象日本武士那样切腹自杀,来追寻妻子的脚步。但是,他也知道,死亡就是死亡,两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也不会有另一个世界。最终,他发现每天思考自杀,有助于摆脱自杀。

  “首席思念官”的第三个阶段,是和妻子对话。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的向妻子诉说。跟她讲他正在做的事,一边开车一边向她指出一路的景致,而且还会说出她的回应。他甚至能看到她的揶揄。回应她的揶揄,简短的“讨论”之后,在做家务的时候也感到灼灼生辉。他会想到妻子一定嫌弃浴室地垫“丢人现眼”,然后就把它扔掉——最终,巴恩斯又可以走出家门,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了。他无法从妻子死亡的悲痛中“走出”,但是已经可以从家门走出,可以“正常生活”,因为他确信那是她也希望的。

  《生命的层级》一共讲了三个故事,只有第三个才是巴恩斯本人的。前面的故事还讲了人类历史上早期乘坐热气球飞行的故事。他们向往能够脱离地球引力,因为飞行在天上,就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三个彼此无关的故事,但却也有某种内在关联:我们该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又该如何面对爱人去世带来的“深度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