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献变迁相合作的主动造就。  

　　虽然《诗经》与汉魏五言诗的经典化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人们对《诗经》的经典化问题有普遍关注，而对汉魏五言诗的有关问题，则关注不多。原因或在于，《诗经》的经典化重塑较为显著，汉儒义训增入的意识形态内容，常与诗歌本意抵牾，易被看穿；而汉魏五言诗的经典化重塑相对隐蔽，它没有承担那么多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荷，与后世文学史的关联相对自然，不易被察觉。故本文专论汉魏五言诗之经典化重塑。

　　主流史述中常见两个概念，一是汉魏乐府(以下只及五言)，一是汉魏五言诗。其所指对象原本相同，是时代变迁将之一分为二：当原初的汉魏乐府失去所用之乐，就成了后世所谓的汉魏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就是典型例证。诗中多自述和乐，如“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等，可见其为乐府，只是被后人称为“古诗”：由“古”可见，后人奉之为先祖；由“诗”可见，在先祖追崇中，其乐府属性被淡化，转而成“诗”。至于汉魏五言诗中是否有不配乐者，则难有定论；即使部分作品无配乐实践，也无法否定其有乐府属性。

　　我们对汉魏五言诗经典化的反省，就是要回归其乐府属性，探讨“声失”后与“义起”相伴而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作品情感特征、形式特征、接受方式、与作者关系、后代笺注、文献流传等方面，及其对主流史述的影响。下文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三个研究视角。

　　其一，作品改写。改写主要体现在将口头表演的乐府变成书面文本。乐府被记录在案，即使相对客观者，如《宋书·乐志》一类，也因失“声”而被改变了很多基本属性。这些改变极易被后人忽视，本文称之为第一重变形。

　　首先是呈现秩序的改变。音声呈现秩序在顺序、速度等方面是相对固定的，而书面文字的呈现秩序要灵活得多。这造成二者接受方式的不同，随着共同的音声呈现秩序，歌者与听众同步进入某种情景，有助于构筑社群共享情境，强化集体认同，以实现社群聚会的各种目的，或严肃仪式，或轻松娱乐。这与书面阅读时，读者自由进入个体阅读世界，是很不同的。

　　其次是乐府与语境关系的改变。乐府不仅依附于表演语境，且常因语境调节而变换唱词，故包含多次具体、生动的时间过程。一旦被用文字记录在案，封闭在书本中，其对语境的依赖性被改变了，成了独立篇章；其文本变动性也被改变了，成了稳定文本。

　　再次是乐府与作者关系的改变。乐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个体创作，而是公共记忆，故其与作者关系相对松散。创作者(有时是歌者)用的常是已被其他作者用过的主题与套语，又以其特有方式，结合具体语境而临场发挥。因其表达的常非一己意图，而是公众思想，故多采用社群共享语言模式，并不太追求个体独创。毋庸置疑，汉魏辞赋之华丽辞藻，也不同程度地渗入乐府，但这并未改变后者总体上不求独创的特性，汉魏乐府语句重复者多，就是证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评建安五言诗虽“文采缤纷”，但“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是很客观的。后代刻意追求的个体创新，是与书面表达相关的，书面的封闭世界使个体产生对文字的占有欲，使写作成为一种自我实现。

　　可见，《宋书·乐志》虽旨在存“声”，但受文本载体限制，还是很大程度地失“声”了。郑樵《通志·乐略》、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等以“声”为纲的文献，同样如此。

　　不过，与这些试图存“声”的文献相比，对主流史述影响更大的，是那些有意删改乐府的文献。本文称之为第二重变形。其删改方式主要是去除套语，如去除与观众交流的套语“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又将不够创新的语词改得更有创新性。《乐府诗集》所录“本辞”，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就是后人对乐奏辞的删改，并非如“本”字暗示的那样，出现在乐奏辞前。这些文献为史述提供的文本，离乐府原初形态自然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