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其文献学和思想文化史的价值自不待言(有学者把它与同时期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比较)，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亦愈来愈引起学界关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名”是舶来的，其“实”却是土生土长的，是从《总目》集部的“诗文评”之中生长出来的。  

　　受西学的影响，清末我们有了“文学史”，“五四”之后又有了“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先生冠名为“批评史”的专著。朱自清先生写《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诗文评的发展》，大力推介三位先生的开山之作，说他们是用“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从新估定”《总目》集部“诗文评”的价值，是从《总目》集部中发现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从而将“诗文评”这一“集部的尾巴”提升为独立的学科。

　　《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小序，或可视为最早的也是最简的“批评史”：“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世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这段文字不仅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简批评史”，而且是对“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小序列举的五例，是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备陈法律的皎然式，旁采故实的孟棨式，还有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范式之分类与命名，因其语境或层级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述；而从言说方式和批评文体的层面来说，《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小序的范式界说是颇有价值的。

　　作为20世纪现代学科之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一部18世纪的目录学经典中找到了自己的本和根。于是，批评史从《总目》集部诗文评类这篇不足300字的小序出发，走上了自己“范式演变”的历程。从表面上看，近百年的范式演变，似乎是被西学牵着推着甚至裹胁着。中国文论若离开异域范式就会失语，这几乎成了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对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变作深度考察，或许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平心而论，百年批评史在中国本土的范式演进，并没有脱离18世纪《总目》的学术谱系和文化传统。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范式之中，最具有原本原根、原生原创、原汁原味之辨识度的，还是源于四库总目的批评史范式：不仅仅是《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小序所总结的“五例”，更是《总目》自身所囊括的“四部”。

　　“五例”之中先在地包含了“四部”。刘勰式的究源流，“源”在何处？“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刘勰的理论范式，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是“经学范式”。如果说，钟嵘的“溯师承”“第甲乙”和孟棨的“旁采故实”、皎然的“备陈法律”，大体上属于“史学范式”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么，刘攽《中山诗话》和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兼说部”，则显然是“子学范式”的“博明万事，适辨一理”了。《总目》自身对集部诸多“诗文”的“评”，乃至于对四部所著录、存目的万余种典籍的“评”，无疑是“诗文评范式”的“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当20世纪初的开山大师们将《总目》集部的“诗文评”升格为“批评史”时，仅仅是从古典言说方式即传统批评文体的“五例”，逐渐演变为既有原汁原味又与西学互鉴互证的“四式”：经学范式、史学范式、子学范式和诗文评范式。近百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进，既是“西学范式”的影响史，也是“中国范式”的演进史——后者可表述为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