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1931—2017)，浙江吴兴县(今浙江湖州)人，1945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任职于南通中学、江苏省作协、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化局等单位。1978年调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83年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6年被评为教授，1991年成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第一批专家。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八五”先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退休后受聘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今演变”研究室，任专职研究员，2014年当选首届“姑苏文化名家”。2017年12月10日于苏州逝世。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专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并获第二届思勉原创提名奖。　

　　范伯群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从事鲁迅、郁达夫、冰心、高晓声、陆文夫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并作出卓越贡献。  

　　范先生对新文学的研究掷地有声，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鸿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研究贡献、勤勉学风、人格精神永远垂范后学。

　　智慧守元气

　　1945年，14岁的范伯群离开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苏州念书。从此，这座秀雅的江南古城留住了他大半辈的人生。

　　到了苏州，范伯群就读于私立乐群中学初中部和伯乐中学高中部。学生时代的他意气风发，精神昂扬。1949年9月，他作为学联代表参加了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迎接新中国到来。

　　1951年，范伯群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光让他找到了人生志趣。当时，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学者，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陈建功、吴敬琏等教授相继调入复旦大学，这些名师的指导陶冶着范伯群的大学时光，尤其是贾植芳先生的到来，对青年范伯群影响深远。

　　贾植芳在复旦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范伯群和曾华鹏、施昌东成了贾植芳最欣赏和器重的学生。大三下学期，贾植芳给范伯群他们布置了毕业论文，范伯群的论文是写《王鲁彦论》。

　　作家研究，为范伯群的学术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基础。2008年，贾植芳逝世，在追悼会上，范伯群代表弟子发言：“我是1952年拜在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学生的。在这56年的岁月里，追随先生左右，我时时深感，能成为贾先生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贾先生不仅教我们如何‘开’学术研究之‘窍’，更是言传身教，教我如何才能做一个光辉的人。”

　　受到贾植芳的影响，范伯群也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光辉的‘人’字”。

　　临近大学毕业，正当充满期待的学术前景展现在范伯群面前时，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捕入狱。因为和贾植芳密切的师生关系，范伯群经隔离审查后离开了复旦。

　　青春年代的灿烂前景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晦暗。“任港没有码头，我在船员的帮助下，先用一根绳子将铺盖行李吊到小划子上，然后再将我吊下去，小划子摇到岸边，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该登上大学讲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学当起了一名语文教师，以后的二十年，他的人生处在压抑之中。

　　然而，踏实认真的工作与不凡的才华，让范伯群赢得了学生的敬仰。南通中学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小学校长，有的当了中学校长，他们如今都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会从南通跑到苏州，仍会写文章感念师恩。

　　中学教师的工作，没有终止范伯群对学术的信仰。1956年，他开始和同窗好友曾华鹏合作，撰写作家论。1957年，《人民文学》第5、6期发表了他和曾华鹏的研究成果——4万字的《郁达夫论》。秦兆阳在《编后记》里说：“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代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郁达夫论》不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新中国学术界研究现当代作家的“一个开始”。而这位站在学界潮头的研究者，当时只有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