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勉像 简仁山 作

　　●郭珊

　　【评说李勉】

　　“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费枢《廉吏传》中的这句话，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所谓“富贵利达”，因为李勉的宗室身份。在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任上，李勉便可圈可点。“性廉洁”的他，不仅“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而且卸任之时，“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后世包拯离开端州有停舟掷砚之举，或效仿李勉也说不定。

　　身份特殊，一举一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会更明显。唐代宗有过“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的诏令。碾硙，即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但是郭暧家的四轮碾硙，“所司未敢毁撤”。因为郭暧是“安史之乱”中领军收复两京功臣郭子仪的六儿子，老婆则是代宗的四女儿昇平公主。父亲告诫女儿：“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率为众先。”果然，公主“即日命毁”自家碾硙之后，“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李勉之廉，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离开岭南后，“人吏诣阙请立碑”。

　　明朝刘宗周给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种识人方法，要义正来自李勉。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看好的卢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认同，满面狐疑地问：“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站出来回答：“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几百年后，刘宗周念念不忘，甚至将之视为“万世辨奸之要”，任何时候都屡试不爽。“要”在哪里？如果一个人在长官面前是人而在大众面前是鬼，必奸邪无疑。在肃宗朝，李勉当过监察御史，那该是他实践中的总结概括了。

　　“李勉一人而已”，足见“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之难。唯其难，更见李勉品行的可贵。以之立朝，更有十足的底气。

　　——潮白

　　“为官五十余年，清风两袖；过手万千财物，一无所取。”据传，这是后人为缅怀中唐贤相李勉而撰写的一副对联。

　　李勉(717-788)，字玄卿，宋州宋城县(今河南商丘)人。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李勉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曾孙，凭“亲戚之法”而非科举入仕。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变局时期，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担任过开封县尉、监察御史、京兆尹、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等职位，获封汧国公，还曾在多地出任节度使，晚年入朝为相。

　　虽然出身宗室，但从政数十年来，李勉始终公忠雅正、严惩污吏、立身清俭、关心民瘼，被陆贽、刘昫等文史学者推为宗臣之表、国储(太子)之师。在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的数年间，李勉平定叛乱、协调外贸，并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江中沉宝”的美谈。

　　不仅如此，李勉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精通音律，擅长演奏、作曲、制琴，是被明代《琴书大全》载入史册的全能型古琴妙手；同时，因一生行事颇具扶危济厄、古道热肠的任侠之风，其事迹多次被《太平广记》《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说加以衍化、宣扬。

　　谈到李勉，宋代费枢在《廉吏传》里曾做过一番评价：“论曰廉贫之节，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难，何则？非素习也。历观前代，惟汉唐宗室之贤为冣(同‘最’)多，其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

　　那么，李勉是怎么做到处荣华之地而不改廉洁之志的呢？这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

　　家风清正 开封惩贪

　　李勉成长于唐玄宗执政的“开元盛世”，此时距离唐高祖李渊一统江山已过百年，天下承平已久。原本旗鼓相当的李氏诸王家族，呈现出显隐穷达不断分化之格局。“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新唐书·宗室世系表》)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唐代统治阶级在选拔用人标准上，从早期注重门第、血统，愈发向着文学、理政等实际才干倾斜。玄宗在位期间，为防范近支宗室把持高位，实行“开元新制”，量能考行，从而使得疏宗后裔获得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才茂宗卿、功业突出者，纵非嫡嗣亦能致远。

　　李勉所属的郑王这一脉，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其曾祖李元懿聪慧好学，政绩不凡，曾“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为此获得高宗的嘉赏(参见《旧唐书·列传第十四》)；其父李择言曾任汉、褒、相、岐四州刺史，亦以严厉干练著称。李择言守汉州(今四川广汉)时，曾经做过宰相的益州长史张嘉贞对待管内刺史态度一向简傲，唯独常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对其格外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