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史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上下两卷本，是为白寿彝先生亲自选定的史学论集。该书包含8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历史教育”汇集了作者的有关文章、谈话记录稿共20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4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6篇）。许多史学家都关心历史教育，但像白寿彝这样，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几乎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史学活动中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唯其如此，我们可以见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发表关于白寿彝与历史教育的研究论文，对推进历史教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论集》（上）“历史教育”这一部分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些篇目：《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和青少年朋友谈学历史》《面临伟大的时代》《读点历史有好处》，等等。读到这些篇目，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白寿彝的研究工作，如史学史研究、民族史研究、中国通史的编纂与研究等，都是和历史教育研究同步进行的，从而进一步感受到历史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事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另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的根本有明确的指向，即一是人本身，二是民族、国家、历史前途。这两个方面，是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两个特点，也是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具体说来，它们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论述中。

　　历史教育是要讲做人的道理，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  

　　白寿彝多次谈到历史教育与讲做人道理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历史教育目的的第一条，我看，是要讲做人的道理。这一条，大概已经有两千几百年的传统。《易经》上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就是要从历史知识里面学到做人的道理”（《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论集》上，第209页）。

　　所谓“前言往行”，古人解释为前人的嘉言懿行，指的是积极的、正面的言行，故有益于“畜（蓄）德”。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学习历史，可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这是说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启示，受到教育。白寿彝认为，《易经》上说的“畜德”的“德”，不只是指品德而言，还应包含见识和智慧。历史教育从《易经》说起，表明中国人关注历史教育有久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历史教育与学会做人，还有更深层的含义，白寿彝指出：“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极其丰富的人类生活……学历史的应该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哪些事情、哪些人应该表扬，哪些人物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这样讲，不是把历史变成一部伦理学，不是拿伦理关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从历史发展长河里面估计一个人的作用。这个人可能是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人物，但历史上也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没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起作用，大人物也就起不了作用。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论集》上，第228页）这方面的“学习做人”，一是学习如何判断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一是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现实社会中怎样做人，两方面的启示都很重要。

　　历史教育与学习做人，还有进一步的目标，这就是白寿彝说的“通过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做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包括正确理解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正确认识对时代担负什么历史任务，要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关系到国家建设大计”（《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342—343页）。

　　上述三个层面的“学会做人”，都与历史相联系，都与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这些认识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

　　历史教育与阐述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

　　早在1950年，白寿彝就撰文指出应当在中国通史的课程中讲授少数民族史的具体内容，他写道：“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充实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论集》上，第156页）。他认为，理论上提出类似问题是必要的，但只有落实到具体内容上的讲授，才能使中国通史成为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教材还难以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研究，还是编写、讲授，都有待时日，但白寿彝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丰富内涵的深刻认识，而这一认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