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新冠肺炎袭击中国后，韩国积极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二月底，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韩国伸出援助之手。两国在疫情中的表现说明，中韩两国是友好邻邦。

　　事实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朝时，箕子(殷商遗族)就在这块土地建立了箕子朝鲜，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4个郡。

　　918年，后高句丽的重要将领之一王建，被部下拥立为王，国号定为高丽。936年，王建消灭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历经四百余年，直到1392年被李成桂的李氏朝鲜王朝所灭。

　　高丽王朝与中国的宋元明等王朝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十三世纪初期，随着蒙古迅速崛起并逐渐统一周边各政权，蒙古与高丽王朝爆发了几十年的战争，最终双方结成了翁婿关系，即高丽的君主娶蒙古公主为妻，成为元朝的驸马，两国开始和平交往。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皇后、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将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消息也传到高丽。高丽随即派出了使团。李承休被选为书状官，记录使团到达大都的每日行程及见闻。

　　七年后，李承休将“大都之行”的诗文和日记整理成书，是为《动安居士集·宾王录》。这本书记载了正在修建中的大都(大都于1285年基本建成)的一些情况，比如长朝殿朝会、赐宴顺序等制度，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元史的第一手资料。

　　李承休后来成为高丽王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前几年，讲述高丽时代王权贵族之间权势斗争的热播韩剧《王在相爱》，就有李承休的身影。剧中，李承休被塑造为才华横溢且敢于言事的大学者，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被贬后整理“北京之行”诗文

　　李承休(1224年至1300年)，字休休，号动安居士，高丽京山府嘉利县人(今韩国庆尚北道星山郡)，是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为官以敢于言事著称，由此屡次为权贵嫉恨而被罢官，又因过于忠直之故，亦长期不被君王重用。

　　1280年，李承休又一次因为上书言事而不幸遭贬。当时正是高丽忠烈王王昛在位时期(王昛是第一位与蒙古公主联姻的高丽国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忠烈王认为李承休“忤旨”，因此将他罢归“龟洞旧隐”(《高丽史·李承休传》)。

　　李承休被贬后，回到旧日隐居的“龟洞”，自号之曰“容安堂”，终日与佛法做伴。大概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现状，使他对朝廷丧失了信心，以致屡屡自称“投梓乡看海藏，屏余事送残生”(《动安居士集·宾王录》)。

　　谪居之时，他钟情于文学、史学创作，对政治几乎闭口不谈。一天，在查找断简残篇时，李承休发现了以前的一些诗文和日记，那是他七年前作为书状官陪同顺安侯王琮出使元大都时所写。他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在大都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再次怀念起了自己在大都时结下生死情谊的翰林学士侯友贤。

　　回想起如烟往事，李承休不由感叹“两代君臣际会之期，一身出处升沈之际，宛然如昨”。感于此，李承休将这些断简残篇整理汇集起来，名之曰《宾王录》。“宾”者，“怀德而服”也，“王”，即是用来代指当时“威加海内”的元世祖忽必烈，所谓“宾王”即是自己随从顺安侯王琮觐见元世祖忽必烈的往事。李承休编成此集的目的，是要把他的传奇经历传之于后世子孙，让其后人了解到自己先祖的这一段“北京奇缘”。

　　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在大都册封皇后、皇太子(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忽里台大会推举制，忽必烈后来采纳汉臣的建议，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并于1273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将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传之高丽。

　　此时统治高丽的元宗王禃命爱子顺安侯王琮为贺进使，并广征国内能臣名士随行。其随行官员有“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上将军宋公松礼(宋松礼)，尚书右丞李汾成，精勇将军郑仁卿，内侍户部员外廉承益，内侍保胜别将金义光，译语行首朗将金富允，指谕别将赵瑊，精勇散员池瑄，伴行使上朝千户中郎将金甫成”等人，唯独书状官一人难以选出。

　　所谓书状官，即是高丽、朝鲜时代出使中国使团中负责记录使团行程的官员。一般来讲，前往中国的使团被叫做朝天使团或燕行使团，其中有所谓“三使”，即正使、副使、书状官。书状官要负责记述使团每日行程及使行见闻，使行结束后，这些文件都要汇总上交国王并作为资料保存。故而，必须要有足够的学问与修养的官员才可担当此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