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博物馆13万件(套)的馆藏中，有90余件珍贵的商周青铜器收藏在文物库房中，在60多年的时间里，公众几乎从未见过它们的真容。这批东西就是当年由著名学者容庚捐赠的私人收藏。1月15日，当中的40件在广州博物馆专题展厅中的“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馆藏有铭铜器展”中与大家见面。这是容庚先生旧藏青铜器首次大规模展示，它们与其他100多件珍贵的有铭铜器一道，展现出一个丰富、神秘、疑团重重的古文字世界。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刘文霞 林晖

　　青铜器铭文很难懂？

　　别怕 有规则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展出广州博物馆藏吉金、铜镜、玺印、古钱四类精品有铭铜器，以及广东大观博物馆提供的7件代表性器物，共计20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三级文物23件。铜器上的铭文少则二三字，多则约百，字字千钧，字字载史。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最初的设想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材质器物的铭文，展现馆藏铭文文物的风貌。但随着展览筹备的不断推进，发现仅铜器已经足够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弃了其他材质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岭南地区来说，是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此次展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睹本地文博机构青铜器的收藏水平。广博的相关收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种类齐全、时间跨度长的，此次展出的文物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非常珍贵。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知识的一次普及。大家都知道，看青铜器展最大苦恼是觉得自己认字太少，一大半的器物名、人名都认不得。在展厅中记者看到，许多生僻字的旁边都标注了汉语拼音；另外对器物的命名规则，也通过文字解说等方式来呈现。副馆长曾玲玲介绍，青铜器的命名，一般会包含制作者、所有者以及相关日期、家族等重要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今人可以一点点勾勒出两三千年前某个家族、某个国家的若干活动细节。

　　比如，商代的“父丁铜簋”铭文“亚束父丁”，这是一种常见金文格式，以本家族已逝先人的“日名”，即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已、辛、壬等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表明此器物是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做的祭器。“子系铜爵”铭文“子系 ”，是器主之名，商代有“诸子”之器，金文格式为“子X”或“X子”，一般认为是王或族长之子。“伐父癸铜簋”铭文“伐父癸”，则采用了商代青铜器中常见的省略句形式，仅余氏族名号和祭祀对象。

　　铭文中还能看出器物的功用，比如“皿册父癸铜爵”，铭文中有“册”“作册”，说明父癸出自“皿”族，担任作册或册的官职，负责文件的起草、传达等。周代的“作母铜尊”是一件为母做的行军用宝尊。铭文中有“旅”字，一般认为与行军、征战有关。

展览中的代表性器物冉gong(上“鳥”下“廾”)父乙铜鼎中的“冉gong”应为族徽，这就是一件为祭祀父乙而铸造的鼎。

　　从先秦到清代 208件(套)精品看花眼

　　展览中容庚先生捐赠的周代名剑“越王剑”为国家一级文物。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两千多年后依然锋利。经科学分析发现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当时工匠对不同比例青铜材料的性能已经有很充分的了解。1931年秋，容庚在北京式古斋得到此剑，开始误把铭文“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戉”，没有重视。1932年除夕，将之转让给另一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见到“戉王矛”，才明白此剑中的“王戉”二字应倒读为“戉王”，是为“越王剑”，想找于省吾归还，于不肯。1937年，容庚觅得“师旂鼎”，于省吾希望可以割爱。容庚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省吾几经踌躇，终于归还“越王剑”。

　　曾大保盆与“考古挖出的古国”——今湖北境内的古曾国关系密切。曾大保就是“曾太保”，太保为官名，铭文中“kuai(上‘麗’下‘會’)叔”是其字，“亟”是其名。容庚先生曾说，青铜器里写明用“盆”来命名的只有它，虽然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证明了此说不正确，但它在商周青铜器中仍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