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五千年文学成就的缩影，不仅因其全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也因其所涵盖的中华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而为国人所看重。11月18日本报刊登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对谈中，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詹福瑞指出：“据我了解，我们自己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会被翻译到国外去。”那么，中国文学史如何走向海外？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起步早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而以日本学者的著作数量最多。”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1882年，末松谦澄写的中国文学史，是日本开创之作。”此后，日本学界陆续推出了多部中国文学史，足有四五十种，如笹川种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著作。  

　　即便是欧洲，其创作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也要比中国早一些。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学者翟理思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而德国更是欧洲中国文学史编撰的重镇，如顾路柏、卫理贤等人的作品。”武汉大学教授李松说。

　　而中国人自己编写文学史已经是1904年的事情了。林传甲于这一年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启了国人编撰文学史的先河。此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诸多文学史著作。但是，由于国内文学史的起步较晚，受当时日本与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不仅在文学史观上以进化论为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参照了海外著作的撰写模式和方法，表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也是2015年6月25日本报《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实录》一文所探讨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文学史开始较多受苏联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开始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学史。韩国的文学史大多是在中国学者相关著作基础上改写而成，但也有较优秀者，如丁范镇、金学主等人的著作。“美国是二战后出版中国文学史最多的国家。”李松介绍，“如陈绶颐、柳无忌等。而尤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在国内最为知名。”“《剑桥史》《哥大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两部书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北美汉学界的精英，所以必然受到学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说。这两部书近年译介进国内以后，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震动，而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立足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海外学者以域外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但相较于《哥大史》《剑桥史》在国内的广泛影响，本土文学史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却是平平。那么，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

　　海外学者限于其阅读能力和文化隔膜，常常只研究一个很小的领域，很难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把握中国文学史，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外高校。虽然如《哥大史》和《剑桥史》呈现了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和错误。如在总体框架上，它们都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框架和面貌的描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和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还曾合撰了一篇言辞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直接质疑《哥大史》不是“中国文学史”。而且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宣称适于普及，但实际影响仍以高校与研究为主。海外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极少会通过这样专业的研究型著作。而如果泛泛而谈介绍中国文学，则又容易流于浅显，普通读者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精神及其特质，更毋论文化隔膜带来的常识错误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理解偏差。

　　中国学界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编撰了一些简易的文学类入门读物，但从宏观性、体系性角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却十分少见，对国际交流而言是一种缺憾。而国内文学史的海外传播也有限，目前可知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已有英译本。相较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引入与重视，国内文学史对海外尤其是欧美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指出，国内编写的文学史教材在东亚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据日本、越南等国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介绍，有的老师在授课时会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