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中国面条
吴正格
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是游历过中国并将中国系统介绍给欧洲人的马可·波罗使然。可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引发了学界的种种质疑,其核心问题是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记载,可能他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有学者认为他在中国的历史是捏造的,是为游说才编排出来的拙劣故事。这些认识都有失偏颇,故而先做解颐,以正朔本文议题。
我认为,从马可·波罗的商人身份和行商行为来看,他来中国是符合事理原委的。因为元朝以通商起国,将商贸作为前驱,重在互市之利,兵戎则为后盾,这在史籍中均有记载。而且元朝与欧陆结缘,开中欧通商之先,加之忽必烈延揽外国人才举措的施行,令欧风东渐,使得元朝成为中欧在商贸乃至文化、科技领域少有的交流发展时期。“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中的《中国商业史》一书,有“元代商人之种类”一节,其中说道:“当时欧人来中国者,多为经商而来,其中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阿多里克等,均系意大利人,或做官或经商或传教。彼等回国以后,俱著有游记,记载当时中国实业、风俗颇详。于是欧洲人士诵读此书,始知中国为东亚大国。”这是史学名著所载,故而应该可信。
再说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这件事。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文章中写道:“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意大利散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版)连意大利的朋友们也说他们的面条是从中国传来的,可见这不是我们的“孤证”,而是中、意两国人的共同认识。
为什么说是马可·波罗把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因为有学者发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于元朝“线面”的记载。“线面”,即干制的挂面,易于保存,可携带远行,又便于随时充饥——这使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成为可能。但当我查阅了最新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未发现“线面”、只发现了“面条”的记载,这样翻译当然没错,但干制的挂面和湿制的面条(切面)还是有区别的,毕竟马可·波罗不可能将湿制的面条带到遥远的意大利。
追溯历史,马可·波罗来中国后,曾一度在政府里当官,但“仕元十七年”的表述或许存有偏差。他在长期旅行中找寻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以至于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所穿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宝石,故而人们后来称他的住处为“百万宅”。未久,马可·波罗为了商港、商运的权益不受侵犯,奋勇投入到与热那亚人在亚得里亚海的战争,任一艘战舰的荣誉司令,却因战败被俘。为了熬过狱中岁月,调解精神创伤,他向在狱中结识的鲁思悌谦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用当时流行的法意混合语记录在羊皮纸上,初名“东方见闻录”。《东方见闻录》出版后,成了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成十几种语言。可在先后出版的一百四十多个版本中,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版本——有的被节略删除,有的被删除多章,有的“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删除的内容不会是忽必烈、皇宫、元大都城之类的大人物、大事件,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关注的小事情。所以当面条后来在意大利成名,并且影响和扩散到整个欧洲时,才引发研究者去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位能人“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现了记录神秘东方的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未被删节的内容里找寻蛛丝马迹……
马可·波罗为行商、谋商不辞辛劳,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探索、勤于求知的旅行家。从这个观点来把脉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他能将先进的面条制作技艺带回意大利,应该经过细致的认知和体验的过程,也是出于经商意念而衍生的动机。面条是中国的发明:2005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小米面条》,文章披露2002年11月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个陶碗,里面盛有暗黄色的面条,经实验测定是四千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这可以视作世界面条的“根”。小麦粉面条则发端于秦汉之际,杨雄《方言》里记为“托”,用手托搓面团,成饼状煮之,又称“汤饼”。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见载“索饼”,“索”就是面条的形状了。刀切面条兴于唐朝。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托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发展的一个标志。因制法先进,其条细长,被寓喻“长寿”,且冷热皆宜,唐宫起兴“为生日汤饼耶”的新俗(《唐山·玄宗皇后王氏》);在朝廷,“太宫令夏供槐叶冷陶(注:用槐叶捣汁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唐元典》)。民间趋附贡举,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惯以“汤饼宴”酬客;元旦时,秦陇民家皆制“汤饼盛宴”,汤饼是主馔,禽畜众馐是副馔(陶谷《清异录》)。因“汤饼”是唐宫和官方习称,故仍延谓。至宋朝,唐俗得以庚续,亦因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展,仅《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所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的面条,就有五六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