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留存了浩如烟海的古籍。70年来，新中国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爬梳耕耘，彰显中华文化脉络；句读之间，传承灿烂文化遗产。  

　　今天，古籍整理出版的新局面，让中华古籍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也让人们更好地去追索中华文明之根、探寻中华文化之源。

　　中国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存世文献典籍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为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更好赓续和传播，70年来，新中国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由几代学者和出版工作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今天的中华古籍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成为传承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滋养。

　　开创新局面——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全面系统、远超前人

　　人们常用“浩若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籍之多，但存世古籍虽多，如未经校勘、标点、注释，不仅一般读者难以阅读，就是专家学者也难于使用。20世纪20年代，学者陈垣曾把中国“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说成是“中国四大怪”之一。“什么时候，才能把中国重要典籍全部整理出来供给读者呢？”近代以来，忧心于中华文化命运的学者不断追问。

　　新中国的成立，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答案。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不足30种。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步伐明显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达到200种左右。20世纪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增至400种左右。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800种左右。文学、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古籍皆有系统整理。

　　“新中国开创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新局面，造就了全方位、大规模、成系统地持续整理出版古籍的大格局。”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辉煌成绩，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就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邓小平同志批示中华书局编辑来信，鼓励出版界大力出版或重印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江泽民同志多次为古籍出版社和古籍整理图书题词；胡锦涛同志致信祝贺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新时代。据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达4.5万种。其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9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30%。

　　探索新模式——

　　古籍小组谋规划、聚人才，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古籍小组的成立及其工作是分不开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古籍整理出版从此告别了单打独斗、零敲碎打式的方式，进入了有组织经费保障、持续全面系统的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连续推出7个规划，给各时期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古籍小组自成立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

　　古籍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汇聚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古籍人才，可谓大师云集、群贤毕至。以第一届古籍小组为例，成员有：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灿然、赵万里、张元济、冯友兰、潘梓年、翦伯赞……皆为大家名家。精湛的学术水准、有力的组织保障、统筹协调的统一规划，使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一亮相就出手不凡。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从1958年起，全国上百位顶尖文史专家先后汇聚北京，历经20年时间，完成47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整理水平最高、最为可靠的“二十四史”版本，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征引。日本学者评价“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是“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