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缺“锐”?青年写作何以摆脱面目模糊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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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缺“锐”?青年写作何以摆脱面目模糊的尴尬

  ■本报记者 许旸

  近年来,不少文学刊物纷纷开设青年作家专辑专栏,热衷于推荐新面孔;借助各类奖项、征文以及新媒体平台,一批批85后、90后写作者持续涌入大众视野。新人新作虽多,有“新”缺“锐”的现象也无法回避,难怪有学者打趣说:这是一个“媚少”的时代,新人似乎获得了某种天然的豁免权。当下文坛对新鲜血液的极度渴求和赞许,会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手的不足与尴尬困境?

  “文学的新锐力量令人期待,但光有‘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锐气和锐度。”创刊60年的《西湖》杂志前不久举办“中国新锐文学论坛”,评论家南帆的观点引发热议:在艺术规律和审美语境面前,有 “新”缺“锐”是没有说服力的。归根到底,文学应嘉奖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是过多权衡作者的年龄、资历。对于新人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生长性,恰恰需要不断“绕开”自己曾经获得的掌声或是别人的成功。  

  众声喧哗中,如何发出独特的“音调”

  盘点翻阅多期青年作家专号后,《江南》主编钟求是道出自己的不满足——部分新人作者的叙述能力弱,小说基本功不到位。“有时我还纳闷这个作家是怎么红起来的?是不是名不副实?”尤其当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图景正变得趋同,生活经验可供“榨取”的文学素材差异度有限,对青年作者能否写出新意的考验愈发严峻。

  有资深编辑观察到,一个题材或话题流行“上热搜”后,不少新人作品就会蜂拥而上,跟风复制陷入套路,比如动不动写百年家族史,但“往往看不出是谁写的,笼统概念之下,少了细节血肉,就容易沦为潦草的编年线性罗列,缺了小说的把玩乐趣”。

  “看不出是谁写的”,不光光指题材上的雷同,还有叙事风格的面目模糊。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翟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余华、莫言、苏童和王安忆等作家,即便拿掉名字,文学爱好者依然能看出他们笔下迥异的美学风格,但当下一些青年写作的辨识度并不高,相似的笔法、相近的语言节奏、模式化的角色,很难给予读者新鲜的震惊感,缺少了‘冒犯’的劲头。”

  对此,作家群体也有深切的思考,在70后作家张楚看来,一些年轻作家的优势在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训练,视野开拓,语言多接近优雅整洁规范的书面语;但“不解渴”之处在于,很大比例的新人作品更倾向于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在挖掘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表现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时扎得不够深,容易“露怯”。

  新人靠什么超越“老师傅”

  新锐力量容易让人激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在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和唤醒。“当我们在面对文本时,并不因年轻就包容其缺陷弱点。”《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以刚摘得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为例,赵挺《上海动物园》有着一贯的反讽荒诞语调,体察了一代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处女作成功了,不代表就能一路高歌猛进,反而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有没有定力重新出发?下一部能不能写得更好?”他曾当面对新人作者直言不讳,“近期创作风格上有一些相似性,你如果还按着老路这么写的话,下一篇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

  初啼之后,怎么办?是许多新手逃不掉的拷问。《十月》主编陈东捷长期观察发现,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态失衡或重复自我,以相对轻松平庸的方式惯性滑行,很快就会消磨斗志,或销声匿迹,或中途“夭折”。他谈到,作家阿来今年推出长篇新作《云中记》,突破了以往的“舒适区”,丰富了当代灾难书写的图谱。“这位60岁作家还在持续成长,重新发现生活,创新表达,新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成长呢?”

  那么,真正的新锐靠什么超越“老师傅”?《当代》社长助理、作家石一枫提出三个问号,勉励自己与同行:能不能看到前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细节?能不能写出之前想不到的写法?能不能说出老师傅们不敢说的话?《中篇小说选刊》主编林那北尤其看重“自我更新的能力”——能得奖是一回事,能不能持续输出是另一回事,“如果很早就关闭自己对外界的触角,思维上暮气沉沉,就无法唤醒激发未来的自我”。

  “换句话说,新锐文学奖的意义,更多是文学马拉松途中友善的人们递来的毛巾和水。但坚持跑到终点,跑向下一个起点,就必须不断回到写作的初心。”青年作家、第二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得主之一文珍认为,写一本新书,是为了对抗已经出的书,要警惕陈词滥调,不重复前人的发现或是玩过的技巧,躺在功劳簿上,只会消磨了新锐的精气神。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