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敦煌，瑞雪纷飞。11月12日，在敦煌研究院一间会议室，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赵声良198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舍弃了家乡云南两所高校的邀请，只身赴敦煌工作。这一来，就是35年。“你是学中文的，就到《敦煌研究》编辑部吧。”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对赵声良说。从《敦煌研究》编辑岗位起步，一步一步到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今年5月，赵声良升任院长。35年前的翩翩青年，如今已是满头华发，言笑间满脸皱纹。
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敦煌对于世人，是艺术殿堂，是精神高地，是心灵圣域。“我们的工作主要包括保护、研究、弘扬三个方面。”赵声良说。
“保护好我们的国粹”，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莫高窟视察时这样要求。参观莫高窟时，习近平总书记抚摸着坚固的石窟崖壁，问这是什么时候加固的，陪同在旁的赵声良回答：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拨款100万元，专门用于莫高窟崖体加固。按照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设计方针，历时3年的加固工程取得很好的效果，至今石窟崖体仍安然无恙。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把敦煌做成文物保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们压力很大。”赵声良微笑着说。
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保护一直在扎实推进。今天我们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泽鲜艳的壁画，得益于他们付出的巨大心血。莫高窟人秉持开拓创新理念，与国内外机构积极合作，应用先进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已经合作30多年，成为与其合作时间最长的文博机构。段文杰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达成协议，每年从敦煌研究院选派2名研究人员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进修，至今已培养50多人。
关于研究，赵声良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已经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的重镇与高地应该说在中国。我们中国学人在敦煌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优势在于守着宝库，有全面、丰富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国内还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敦煌学研究重地。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人共聚一堂，交流探讨，共同提高，使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更加深入人心。
在出版大量学术著作的同时，敦煌研究院还编写了许多通俗读物，向公众介绍敦煌文化。比如《走近敦煌》《敦煌石窟》《灿烂佛宫》《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旧事》《敦煌诗解读》等。赵声良说，敦煌的展览平均每个月都有一次，每次都是观者如潮。在法国、台湾、香港等地举办的展览，都获得了好评。敦煌研究院人员还走进国内外大学，向高校师生宣讲敦煌文化。
说起敦煌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赵声良回忆起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莫高窟的情景。看完莫高窟，邓小平主动要求看看大家的工作区域。低矮的平房、简陋的桌椅，令人动容。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还生活在晚清民国时代。他当即指示随行的王任重帮助解决敦煌办公楼、宿舍楼的建筑经费。随后，国家拨款数百万元，让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2003年，赵声良在日本成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浙江、南京两所著名高校力邀他去工作，但他还是坚定地回到了敦煌。“当时，在樊锦诗院长主持下，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稳步推进，工作人员待遇有所提高，我看好这里的前景。”赵声良回忆道。
由于长期两地分居，赵声良深感对家人有许多亏欠。他的孩子曾经见了面也不怎么跟他说话，直到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才慢慢与赵声良交流沟通。说起这些，赵声良很平静：“敦煌研究院的诸多前辈都是坚守大漠，牺牲了孩子们的教育机会，以致多数孩子没有读过大学。”
现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共有1500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员200多名。后勤、服务、管理人员也都在默默奉献。
展望未来，赵声良说，敦煌研究院正在制订30年发展规划。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物基本上已经以出版物或数字化形式公布。“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争取让海外的敦煌文物珍品实现‘数字化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