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

　　▌蔡辉

　　“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 在发掘工作开始前，裴文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1966年3月15日，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参加发掘的有顾玉珉、柴凤歧等，还有越南留学生杜文宁)。这是自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发掘时，首度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又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

　　周口店遗址出土过4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此前发现的猿人化石无法确定是人还是猿，而来自北京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存在。这是北京考古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化石失踪。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赴日寻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便重新开始。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

　　苦寻20年而未得，裴文中先生为之祈愿。

　　1966年5月4日，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头骨化石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男性北京猿人，经过与此前出土断片拼合，成为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标本。

　　是北京猿人还是北平猿人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最早发现于1929年底，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为何仍称为北京猿人，而非北平猿人？

　　在《燕京大学》校刊(1930年第2卷，第23期)上，刊载了裴文中先生的演讲词，称：“1927年拜伦博士在周口店工作了6月之久，又发现了一个牙，卜拉克博士根据此牙，给这种动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人’，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改的，不能因北京之改为北平而随之改为‘北平人’的。”

　　笔录者李德荣可能不是相关学者，舛错甚多。

　　首先，文中的“拜伦博士”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步林，而“卜拉克博士”今通译为步达生，是英籍加拿大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为收集、整理北京猿人的发掘成果，他拒绝医生劝告，继续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于1934年3月1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室中去世。

　　其次，步达生将北京猿人定名为“中国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北京人”并非严谨说法，未被学界认可，今通称北京直立人。

　　1936年11月，贾兰坡先生主持周口店发掘(此时裴文中先生已赴法)，又发现了3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他回忆说：“英国一家‘剪报公司’给我来信说，各国的报刊载你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不会要。”可见影响巨大。

　　“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

　　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

　　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在17至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

　　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

　　据学者朱之勇先生钩沉，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意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

　　成绩最坏的学生成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