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普通人通过写陪护日记 记录下父母的最后时光

　　作家和普通人通过写陪护日记，记录下父母的最后时光 当陪护日记写作成了一种风尚

　　本报记者 路艳霞

　　这是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截至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衰老、疾病和死亡已愈发不容回避。近来，一批陪护父母日记也开始在图书市场、网上、新媒体密集出现，引发人们的关注，构成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

　　一本陪护日记竟卖了近万册

 

　　聂晓华最近多了一个作家身份，因为《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这本书，她已接受了好几家媒体的专访。这本书也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获了惊喜，不到两个月就卖了近万册，远远超过预期。

　　2001年，聂晓华的母亲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病情从最开始的健忘，发展到失去行走、进食、意识等能力，最终变成“植物人”，身体煎熬，意识远离。作为女儿的聂晓华陪伴在侧，目睹母亲生命渐渐逝去，坚持15年写日记，记录下这个漫长的过程。

　　“手持母亲的诊断书，书中那位‘恍惚的人’在我脑海中复苏了。”聂晓华说，她在上大学时曾经看过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写的小说《恍惚的人》，出门走失、不知饥饱、涂抹大便、更有啃食亡人遗骨的古怪行为……这些书中的细节刹那间和母亲的病情联系在了一起，让她不知所措。

　　逐渐安定下心情，2002年初，聂晓华决定写日记。“记日记并非因为我勤奋，实在是因为似乎只有这样坚持记录，才能让我从无助的绝望中跳出来，拉开自己和苦难的距离，保持心灵上的一点点平静。”她说，每当感到苦恼、无助和无处可诉时，便提起笔，写一段陪伴母亲日记，将痛苦涂抹在纸上，心灵也因此获得一些解脱。

　　除了留下陪护日记，还有丰富的经验和思考被留存。聂晓华对病患家属建议道：“不要辞职照顾妈妈，一定要给自己留存空间，工作冲淡了纠结和痛苦，是一种喘息。”同时她更遗憾地表示，关于临终关怀、关于阿尔茨海默症这类读物国内还是太少，没有普及这类知识，事到临头就会惊慌失措，就会焦虑无助，而有了足够准备，情形就会不同，“比如病中的妈妈说，我怀孕了，我结婚了，就要顺着她说，如果逆着她，病情发展就会更严重。”

　　聂晓华没想到，她写下的陪护母亲日记，引起了众多素不相识读者的强烈共鸣。读者张没空说：“书中病情发展的很多节点，走失、话多、失语、失能，还有差点要了命的褥疮等等，我都很熟悉，清晰得像昨天。”

　　写陪护日记已成一种文化现象

　　近年来，多位作家都以陪护日记等形式，记录下与亲人相处的最后时光，引发读者对生命、对亲情的思考。对普通人而言，写下父母陪护日记更是蔚然成风。近来，在微信个人公众号、微博、博客、豆瓣上都有大量的日记出现。写陪护日记，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作家刘庆邦《我就是我母亲——陪护母亲日记》今年4月荣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回顾这本书的来历，刘庆邦仍忍不住伤感落泪，“我是从母亲生病那天起开始记日记的，初衷是记录母亲每天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以利于更尽心地照顾母亲，让母亲早日恢复健康。”他说，他一再跟自家兄弟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自己，免得日后后悔。他在日记里写下的种种细节，至今令他伤心得看不下去，“我带母亲下楼去吃早点，母亲喝了一碗八宝粥，吃一个茶叶蛋和一根油条。弟弟用保温桶给母亲送来了豆腐脑。”刘庆邦说，写陪护日记，是对自己最好的规约，会时刻提醒自己，照顾母亲要耐下心来。“我每天记日记，觉得心安很多，但也从未想过要发表。”出版社的编辑却认为这些文字打破写作边界，还浓缩着作者的思考，值得出版。

　　最近，几位作家的新书都是围绕陪护父母的主题。将近3年前，作家张曼娟90岁高龄的老父罹患急症，她奔波在心脏科、精神科、泌尿科、骨科、牙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陪伴着父母候诊，其中年大考也在父母相继患病引发的生活全方位失序中轰然而至。同所有面临如此关口的中年人一般，她也坠入睡眠障碍、精神衰弱、身体透支与意志消沉的漩涡中。

　　张曼娟用文字走出了伤痛，她一点一点拼凑出陪伴并承担父母老病的意义，写下一系列“照顾着老去的父母，才真正理解人生”专栏。这些文字最近以《我辈中人》之名出版，作者的经历和观点，得到了读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