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应互相砥砺，推动精品力作诞生(3)

　　就现场批评而言，即便是谈话式的临时判断，也有着自身的价值。来自现场的诗歌批评从来都是诗歌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不过，现场批评很多时候是在两套话语之间徘徊犹疑。出于种种考虑，批评家当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私底下的谈论和公开发表的评论差异很大，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他们往往内心是清楚的，发言是讲策略的。那些私下里的谈话并没有被纳入批评范畴。其实两套话语的对应和对话才构成现场批评的真相。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职业的批评”的诗歌史研究并没有把现场批评对象化。来自诗歌现场的众声喧哗，对于诗歌史研究来说并非什么坏事。不过研究者只有与“自发的批评”保持足够距离，才能理解每部单独作品在诗歌谱系中的位置。这就要求从事诗歌史研究的学者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要对现场进行较为细致的分层，将“自发的批评”放置在诗歌知识谱系的位置格局与关系结构中，做出有效的历史分析和审美评判。

　　荣光启(武汉大学副教授)

　　诗人应有对时代的深入与超越

　　从读者角度来说，当代诗歌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高质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在口语诗盛行的时代，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口语诗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写出有诗意、耐人寻味的作品。诗人海子的《亚洲铜》《九月》《日记》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读者都耳熟能详。我觉得海子的创作对新时代诗人有三点启示：一是对时代的深入，在生活经验上的深刻；二是对时代的超越，在思想和阅读上的修养；三是海子的语言和诗歌形式的意识。

　　海子出生在安徽怀宁农村，他曾经说：“我在怀宁生活15年，但我用15年也写不完它。”这反映了他的故乡和乡村经验是丰富的，所以在他的诗歌里能读到许多令人震颤的、与大地相关的意象和境界。据诗人西川回忆，海子虽然也熟悉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与哲学，但他没有跟随时代潮流；虽然海子也熟悉时代风尚，但他更关注人类文明的经典，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波斯法典、印度史诗都非常熟悉。在海子生前读的四卷本《红楼梦》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笔记，里边还夹了200多页便笺。诗人广博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和思想的方向。

　　艺术是经验、语言和形式的互动，我们不能仅仅在诗歌中谈论经验和思想，诗歌不是哲学。海子经常深入民间，游走大地，这使得海子的诗歌一方面贴近生活，有深刻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在语言和形式上又让人感觉亲切，不艰深。当代诗人应该在真实的生活经验、阅读和思想的视野及语言和形式的意识上多一些思考。而对于诗评家来说，这三方面也是必需的。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很多创作者期待批评家能够指点迷津。

　　吴投文(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

　　诗歌写作要有底气、接地气、有品格、有高度

　　近几年兴起了一股新的诗歌热，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不过，也要看到诗歌繁荣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当代新诗对传统的继承。很多读者读不懂新诗，对新诗缺乏关注的热情，甚至指责新诗，这与新诗对传统的继承不够有关。不少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显得浮泛，底蕴不足。新诗的本土化、中国化需要探索新的路径、新的方式。

　　传统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尤其在先锋写作中，也需要有对传统的继承。在中国新诗史上，废名、卞之琳的诗在读者看来，是相当晦涩的，但往深处看，他们的写作把最先锋、最传统的因素融会在一起，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基础。先锋写作要有传统的底蕴，并要把这种底蕴化为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成分。这种继承就是一种文化本能，是对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

　　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新诗要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需要在现代性语境中灌注民族传统的魂魄，同时要有开阔的世界文化眼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涵容新诗的创造性，把古典传承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尊重文化传统，为传统保持一个恰当的位置，是诗人的一种文化担当。这样的写作才有底气、接地气、有品格、有高度。

　　实际上，这也是当下诗歌批评需要切入的一个实践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凝练和提升新诗创作的民族性内涵，如何把民族传统真正归位为具有创造性的源头活水，诗歌批评应该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视野，需要在民族文化的坐标系中确认新诗的文化身份。新诗之“新”，固然意味着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差异，具有自身的时代性内涵，同时新诗之“新”是有根的，这个根就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里。在新诗创作中，诗人的文化情绪和民族思维是很难抹去的，总会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这也是诗歌批评的用武之地，真正确立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在民族语言的根基上守护新诗的成长。

　　龙扬志(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副主任)

　　以诗性思考提醒诗人对时代命题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