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芳：诗歌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2)

　　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

　　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

　　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

　　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

　　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

　　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

　　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

　　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

　　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

　　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

　　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

　　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

　　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