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遗落锤我从椅子上蹦起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
良渚申遗落锤我从椅子上蹦起来
从事良渚文化研究32年 考古时一年有两三百天在户外工作

赵晔(右)和画家在讨论(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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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世界遗产大会宣布那天，我在良渚博物院庆祝现场的办公室里看遗产大会实况，当大会主席落锤的那一刹那，我从椅子上蹦起来，高喊了一声，‘成功了！’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我感觉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和艰辛，终于有了崇高的回报，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年55岁的良渚文化研究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曾多次主持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1987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毕业，他便开始了与良渚文化的半世奇缘。“我一踏入职业生涯，就接触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缘分实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巧夺天工、又神秘莫测的良渚玉器。”赵晔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署名除外)

　　赵晔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现东阳市)，1983年参加高考。然而，成绩是当年东阳县文科第一名的他，却意外选择了一个当时很冷门的专业——考古。

　　“南京大学招生办的人到家里，希望我填报法律系。我父亲却要我填报跟政治不沾边的专业，而我个人则喜欢比较另类的专业，因此就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其实当时对考古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刺激、好玩，谈不上特别感兴趣。”于是，赵晔开启了别样的人生。

　　只有下雨天才是休息日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与良渚结缘的？

　　赵晔：1987年7月，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具体是第二研究室，即史前研究室，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牟永抗老师。牟老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吃苦吗？”我想我是农村出来的，好歹干过农活，怎么会吃不了苦呢。后来才知道，考古不光是体力上的辛苦，主要是经常要去野外发掘。当时农村的条件都很艰苦，交通不便，住宿和饮食条件都很差，电和水也不能保障，有事跟领导汇报得发电报或打电话。

　　最初我是跟牟先生到古荡库房整理瑶山的发掘资料，这是刚挖出来的一批贵族墓葬的东西，玉器很多也很精美。同时有机会接触到头一年发掘的反山贵族墓葬的东西，这个墓地后来被确定为王陵，在《国家宝藏》里亮相过的玉琮王，就是其中12号墓出土的。10月份，我参加了大观山果园的考古发掘，也就是后来的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当时揭露出一大片块状的红烧土废弃堆积。所以说，我踏入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接触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缘分实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巧夺天工、又神秘莫测的良渚玉器了。

　　广州日报：您在良渚做过的考古发掘主要有哪些？您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赵晔：从1987年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我的考古生涯大部分在良渚地区度过，先后参与或主持的遗址有40多处，其中一大半是良渚古城区域的。1998年—2000年还对良渚遗址区进行了分区分片的系统调查。2012年—2015年又对良渚古城南侧的大雄山丘陵进行系统调查和发掘。这当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莫角山、文家山、卞家山和官井头。莫角山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官井头入围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5强。

　　良渚地区考古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好，从1981年开始，我们单位就在良渚地区建立了考古基地，后来又设立良渚工作站，安排专人负责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我们的工作性质有两条，一是长期在野外，一年200多天甚至300多天在野外；二是看天吃饭，天晴不管是否休息日照样干活，下雨天可以偶尔休息一下。基本上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写记录、画图、看专业书，下雨天也要做些资料整理、修陶器、画图之类的活。还有，如果野外有重要发现，比如贵族墓葬，就需要加班加点连夜清理完毕，实在完不了则要安排人员值班，直到这个遗迹清理完毕。

　　发现良渚版“天安门广场”

　　广州日报：考古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至今让你记忆犹新的发现？

　　赵晔：考古的乐趣在于新的发现，你可能会经历长时间的枯燥而单调的操作，但一旦有了重大发现或出现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就会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已。清理重要遗迹的过程中，你完全会忘记脏、忘记累、忘记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