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600年 《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不知所终(2)

　　自《永乐大典》正本编修完成后，这部皇家类书就藏于南京文渊阁，成祖迁都北京后又被转运至北京，能够一睹其真面目者极少。副本录毕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

　　清朝雍正时期，嘉靖副本被移至翰林院。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需要使用这部副本，开放外借，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不少官员监守自盗的情况，副本丢失数目再度增加，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时已经丢失1000多册。对此乾隆本人曾作诗感叹：“《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永乐大典》研究者张升指出，咸丰十年(1860年)左右是嘉靖副本丢失的高峰时段，其中一个原因是乱世时更加严重的“监守自盗”。有的官员采取“极其刻毒”的办法偷盗：早上到翰林院时拿包袱装一件马褂，晚上穿上马褂出去，包袱内便装走2册。其中有些被盗副本被售卖给了外国人。根据现代藏书家孙壮、缪荃孙等人的记述，光绪元年(1875年)时翰林院内嘉靖副本尚存5000多册，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仅剩下600余册了。

　　义和团运动和侵略战争也是造成嘉靖副本损毁的重要原因。1900年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放火焚烧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翰林院为英国使馆的北邻，翰林院内藏书被转移走一部分、其余遭到盗掠或弃毁。火灾过后，英国使馆将其转移的330多册副本交回。祸不单行，同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嘉靖副本再次遭劫，根据旁观者记述，当时有的副本甚至被当作砖石支垫军用物资。

　　这一时期嘉靖副本大量丢失，有的流于民间，有的被侵略者带回本国。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国立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成为保护这套书的重要场所。八国联军离开北京后，光绪、溥仪两位皇帝的老师、曾经执掌翰林院的学士陆润庠将仅剩的64册副本带回家收藏。1909年9月京师图书馆正式成立，1912年，鲁迅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主管图书馆等工作的科长，他多次出面交涉，让陆润庠最终同意将这64册书交给京师图书馆。此外，嘉靖副本还出现在海外的图书馆、国内的私人旧书店和拍卖行里。柴萼的《庚辛纪事》中提到，在崇文门、琉璃厂一带“革文书坊买《大典》八巨册，仅一吊钱而已”。

　　抗战期间，多位文化名人为防止古籍外流各方奔走，1940年1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此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上述人士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购买古籍。

　　到1941年，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数量从64册升至95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将这95册中的60册运至美国，寄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剩余35册在抗战胜利后集中送回北京图书馆(前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直至20世纪60年代，存于美国的这60册被台湾“中央图书馆”取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许多藏书家被爱国热情感召，选择无偿捐献或低价售卖手中的嘉靖副本给图书馆。1948年，藏书家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其家中旧藏一册转卖给北平图书馆；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顾子刚带头无偿捐献3册；1951年，时任天津市副市长、藏书家周叔弢捐出1册；1965年，曾经为研究《永乐大典》和从中辑书作出巨大贡献的文献学家赵万里也捐出1册。

　　1951年7月，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张元济提议将旗下藏书楼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嘉靖副本捐献国家，获得董事会一致通过。这21册中，有些是在民国时期傅增湘帮张元济代购的，也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前所抢救下的“烬余”。因偏瘫病卧的张元济对这些副本十分珍爱，曾说：“此生不能再与此书相见，临别不无余恋也。”从上海向北京运送前，人们特意将这21册书送到他床前。

　　除此之外，前苏联、民主德国等国家也向中国归还了67册嘉靖副本。1951 年 8 月，在郑振铎的提议并指导下，北京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展览”，展出了各界捐赠及北京图书馆原藏的部分《永乐大典》。

　　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982年年底。山东省掖县文化馆致信北京图书馆，称当地农民孙洪林家中疑似发现一册嘉靖副本，为“门”字册。北京图书馆派专家前往考证后确认书籍为真本，与孙洪林及其家人协商后收藏。此书是孙洪林的姑奶奶出嫁时的嫁妆，这位老人不认字，她将书的“天头地脚”(书籍上下方的空白部分)都剪了下来，做了女红花样和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