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共读一本书 可遇不可求(2)

　　一天作者开玩笑地说：“妈妈，偶尔我会想，假如你的公寓失火了，在消防队员赶来现场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可能到那种地步啦，”母亲说，“不过也许我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

　　在玛丽·安的葬礼上，她的一位老朋友提到，玛丽·安从大学起就对每个人微笑，他曾提醒她不要对那些青年男子微笑，以免引起误会，“谁知道她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对陌生人微笑。”

　　与父母共同读书，有一天不会再难

　　在《生命最后的读书会》的结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母亲离世后，我被不可抑制的负罪感困扰了很久，对在讨论某本书时该讲的内容没讲而感到懊恼。在讨论一本书的时候，我曾有过能够提起某件事极好的机会，却始终没讲。最后我意识到，读书会的最大馈赠，是让我有时间和机会向母亲提一些问题，而不是告诉她一些事情。”

　　难道非要等到生离死别才能有这种觉悟？就不能在平时和父母组个家庭读书会什么的吗？

　　记者的答案是：“是的，在平时就是很难。”

　　在平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大部分成年人都不会和父母组这种“家庭读书会”。“各忙各的”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现在各种交流工具都很方便，如果想要交流还是可以做到。

　　真正的原因是，读书会也好，其他交流形式也好，只要这种交流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演变成“交心”；它会涉及隐私，涉及各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层，而且很容易和各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乃至现实利益格局联系起来。

　　而在我们过去的四五十年间，社会变革很大，观念更新也很快，相隔10年，在观念上就是两代人；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从匮乏、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大家对物质生活很有追求、也非常敏感。

　　在这种代沟很深、利益牵扯很大的背景下搞什么“交心”，其结果，要么是“假假的”，停留在浅层次交流，大家兴致阑珊，难以持续；要么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此前被隐藏起来的矛盾，或者引发新的矛盾。

　　人们对此心照不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护大家庭的和睦和谐是最重要的，何必去搞吃力不讨好的“交心”呢？《都挺好》这种电视剧能够大“火”，就说明大家对“大家庭”的现状有某种共识。

　　这种局面也是被都市人广泛接受的，有各种好听的理论支持，“给每个人空间”“大家都是成年人”等等。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傅雷家书》就是两代人之间深层交流的例子；这种成功交流需要彼此有大体相近的三观，有比较一致的追求，双方都有交流的兴趣愿望，还需要一点时空上的配合。

　　回首往事，记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父亲读，他还做了笔记和眉批；工作以后我给他买过书，他很喜欢，也曾荐书给我读；这种事回忆起来都很温馨。毕竟，人们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着交流和认同，如果这种交流和认同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那就更美好了。

　　有道是：“富过三代，方知饮食”。岂止是饮食，各种品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才能稳定下来有所传承。

　　希望寄托在今天的城市中青年人群身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他们这样的父母：物质比较充裕，思想比较包容，有一些科学养育的知识，接触了现代科技，熟悉各种娱乐方式，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再急剧变化，而是驶入长期稳定的进程。当这些人年华老去、步履蹒跚之时，相信他们也不会太脱节；无需生老病死，相信他们就能成功组建起很多很多的“家庭读书会”。

　　到那时，“与父母共同读书”将仍然是一种需要珍惜的缘分，但不再稀缺。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