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共读一本书 可遇不可求

　　在确认母亲肿瘤扩散的那一天，儿子决定写下两年来共读的时光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共读一本书 可遇不可求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左一）儿时和母亲在一起

　　作者是儿子，一个成功的出版人

　　本书一开头，就描述了某个美国医院候诊室里咖啡、热巧克力和饼干的味道。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者陪着母亲在这里化疗，在这里度过了几百个小时；作者一边喝着加巧克力的咖啡，吃着饼干，一边和母亲举行“读书会”。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他出版过的一些书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比如《长尾理论》《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等等。

　　这场生命最后的读书会起源于他陪母亲化疗时询问“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这是他们全家几十年彼此问候的一种方式。

　　当时母亲说了一本书的名字，并且反问儿子看过没。

　　在新闻出版界摸爬滚打20多年，作者练就了一个本领：对没有读过的书能装作已经阅读、比较熟悉的样子，必要时还能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可是面对身患绝症的母亲，他不可能撒谎，他坦承自己数次想看那本书但是没看过。

　　于是母亲催着他去读，读完后交流读后感。

　　下次化疗的时候，他们聊了起来，这成为两人之间的一种仪式，这个仅有两名成员的读书会成立了。

　　两年间，他们一起读了90多本书，从热门惊悚小说到经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事，母子二人借这些书籍讨论了勇气、信仰、陪伴、孤独，感恩、学习、倾听，还谈了死亡和葬礼等多个话题，甚至讨论了母亲死后应该怎样答复亲友们写来的悼念函（“要用蓝墨水，黑色墨水过于严肃了”）。作者得以探寻母亲的生命历程，从中获得勇气，最终辞去出版社高层的职务，投身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建一个烹饪网站。

　　母亲的身体状况起起落落，掉发、腹泻、便秘、吃不下饭，各种治疗反应纷至沓来，医生尝试着不同的疗法，肿瘤有时似乎在变小，有时没有起色。

　　在确认肿瘤扩散的那一天，作者不知和母亲说什么好，他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要写一本书，把我们一起读书的这些事情写下来。”

　　母亲当时沉默不语，次日，她给儿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整整齐齐记录了两人读的每一本书。

　　主角是母亲，机智温婉的老太太

　　作者的母亲玛丽·安是个不简单的女人，1934年生，曾经当过中学校长，哈佛大学的招生主任，后来投身于国际难民事务，去过中东、非洲等各个交战地区，从事公益工作；她9次进入阿富汗，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基金会；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心心念念要在喀布尔建一座图书馆，并在各地建起移动分馆，这件事花去了她最多的精力。

　　在玛丽·安出入战地的生涯中有一些惊险时刻。有一次她到非洲某个战乱国家，一下飞机就听到一个认识的难民大叫她“妈妈”，她马上大声回答“儿子”并和对方拥抱。那个难民得知她要来，冒死穿越封锁线，谎称要到机场接自己的妈妈，士兵威胁他说，如果发现不对就当场枪毙他。最后玛丽·安成功把那人救出来。

　　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职业履历上，如果有做过慈善基金会工作的记载，会极大提高当事人的知名度、美誉度，而且这项工作本身收入也不低，所以会有不少人想去“镀金”。玛丽·安就曾遇到不少金融界人士和律师，他们表示同情难民，想为慈善公益出力，愿意到相关的基金会、协会去工作，但是要领薪水。

　　玛丽·安对付这些人有绝招，她会先反问：“你会请一个仅有难民经验的人从事金融或法律工作吗？”答案当然是“不行”。她就接着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没有一定的资质和经验，同样无法为难民服务；如果对方有心，可以跟着她先从事一段志愿工作，以此接受培训；如果对方没那么多时间，想要快速帮助难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捐钱。

　　玛丽·安曾经给一群高中生做演讲，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一位企业高管，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量庞大的供给品，连空运的邮资都支付了。

　　所以玛丽·安会告诉所有人在阿富汗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你永远不清楚谁会帮助你。”于是，给母亲做治疗的医生护士、出租车司机、一起吃晚餐的朋友，甚至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都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